中国改革改到今天已经回不了头，规范再规范约束机制的建立是当务之急，这是我多次提到的观点。重建改革信心是发展动力，修复结构裂痕，在当前中国经济处在非常时期更要健全法律法规，让改革有法可依，让中国真正进入健康市场经济，决不做拉美。
    我们听多了经济学者话改革，听多了广大群众话改革，我从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执行者角度谈谈对改革和改革操作过程的认识：
    从8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乡镇企业兴旺到兴盛，江苏的苏南模式、浙江模式、温洲模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亮点。相比较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国有企业的八级技工与隔壁老大娘卖臭豆腐干、茶叶蛋的收入还要少些，职工工作热情受挫，头脑活络、有技工的职工纷纷向单位提出留职停薪或者干脆辞职下海。乡镇企业高薪聘请这些下海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当“大师傅”成为这些机制活、没包裹的乡镇小企业的技术骨干，国家看到问题着力改革，采取“开放搞活”、“企业承包”等等多种手段都没有激活国有企业的生命力，基本不成功。国有企业不光是经营问题它就象一个小社会包含太多的社会责任，这方面的难关比经营还难闯，主管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能一手撑起这个国有企业的全部职工吃喝拉小孩托管生老病死，经营管理是专家，这个企业就有生机，完全凭英雄式个人力量，反之企业越来越糟。有的国企处在已经是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的国企已经资不抵债，工厂到了无力开工，企业一片混乱。国有企业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裹，国家看到国有企业的问题严重性，到90年代中期，决定将有能力生存的小型国企股份化试点，资不抵债的小型国企破产。先拿小型的国有企业在发达地区做试点搞“国有企业改制”。把已经到了无力运转的国有小企业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成立清算破产小组，进入破产顺序。财政先安排资金解决职工工人下岗费、基本医疗保险基本保障等等，企业的剩余资产进行债权债务处置，能多余的，资产冲抵财政垫付的职工安置经费；部份小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国家的宏观政策基本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解放思想，发挥地方优势，把国有小企业做成地方经济的生力军，在“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思想指导下，地方出台了许多地方性法规，为了让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政策是相当优惠的。仅仅为了这个目标应该当时的小型企业改革是成功的。特别在长三角地区下岗职工已经很淡化，基本实现再就业，在成功的基础上后来出台了教育、医疗、住房改革，这种改革都属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用今天的眼光看昨天的事，中国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已经无法看。为了反思我们走过改革路是必要必需的。反思是为了取得经验，修复裂痕，在中国改革步伐走得稳些，让中国社会走向和谐，走向盛世。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是国有资产转让基本是面向本企业所有干部职工，报名只在企业内部张贴。事实是企业大都中标人是原企业经营者，他们各方面具有优势的。由中标人组阁，中层参股，职工建立持股会职工参小股，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制后经营的确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大量的职工下岗，社会矛盾加极。老百姓指责“一夜暴富”、“国有资产流失”，但所有的改革是按当政策、法规一步步走的，资产评估、转让招标、债权债务的处分、职工养老金大病保险的提留等等每走一步是经过职代表通过的，体改委产权交易会批准，符合法律程序。企业破产按法律顺序进行。但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有局限性，是企业改企业，部门改部门。经过多个国企的改革经验，我们对中标人建立了有的放矢的制约：1）必须招原国企职工为股份企业职工；2）保留一定比例的国资股在新成立的股份企业中，也就是国资参股于民企，保证工人的合法权力。但事实上参入的小比例国资都达到了增值保值，并争取了国家对这民企的说话权，保证职工利益。这20多年改革，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有许多都值得反思或者商榷。“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必然要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这是重建改革动力的关键。大型国企改革我希望会采用后者的。还可以设一若干年的观察期写入股改文本，到期再作一次全面评估，再实行资产的转让。可以防止国资流失、改革不公。改革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应认清形势，面对这个形势。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话题。

    我们走过的改革历程提醒我们：改革需要配套、需要平衡、需要大局观；更重要的是对地区性、基层有全面的了解，试点也好实验也罢要有足够的预见和目标跟踪，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方略。如果说世界上谬误最可怕，比谬误更可怕的是包含部分真理的谬误。那么在改革问题上就是，不改革很可怕，但半吊子改革，缺乏平衡和配套的改革，有时候比不改革还要可怕。
    我认为改革的形势是严峻的，赵晓先生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着多重风险。
    风险之一：总需求将下滑。中国过去的增长，外需是一大力量。尤其在2005年，外贸高速增长更是帮了宏观调控者的忙。1980年到2005年中国的外贸增长是16％，下一个十年再维持这样的增长基本上不可能，能够维持一半就不错，维持6％的增长也可以。所以外贸会稳定下降；投资方面，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已为全世界最高。但是投资回报，从某些指标来看已达历史最低点。那么靠投资把经济继续往上提还有可能吗？可能性不大；消费方面，居民消费的增长最终将会受到收入和风险衡量的制约，潜力同样有限。所以，从总需求的动力来看，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从2006年开始将下行。下行到什么地步？谷底在什么地方？现在还不清楚。但是2006年经济一定会往下走，而且未来整体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形势不容乐观，而增长的风险日益扩大。
    风险之二：能源原材料的瓶颈。从总供给来看，2003年曾发生煤、电、油、运全线紧张。今后，随着电力供应的上升，能源、原材料严重紧张的局面会发生变化，但能源原材料瓶颈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价格的上涨或者价格上涨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很难回落的局面难以避免。这意味着企业的成本上升，意味着投资回报的下降，也意味着整个经济增长将减速。
    风险之三：比较优势的衰退。中国过去20多年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说白了是“人口红利”。但这个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在未来十年，人口红利将接近尾声，现在的青壮年将变成老人，高储蓄就会消失，投资率也会下来。
    风险之四：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际摩擦凸现。未来从总体讲，人家可能更愿意限制你的发展，转而鼓励你周边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2005年美国限制中国三类纺织品的进口，这一年印度对美纺织品出口以三位数的速度增长，而越南相关纺织业费用在美国发布这一消息后径直上涨了30％，表明投资者将弃中取越。2005年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局面就是，周边国家经济增长加快。比如印度经济增长达到了8.5％，全球第二，俄罗斯已经连续几年处于全球增长最快国家行列。
   风险之五：社会转型风险加剧。中国的二元结构转变以及大的变革还有相当一段进程，因此中国发展还远未到头。但是，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影响层面：（1）中国贫富差距非常厉害，在全世界人口大国中是最严重的，国家承认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2）中国受教育的人群迅速上升，尤其是扩招之后。增长的大学生意味着急剧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社会表达等各方面的需求，但是社会的供应跟不上，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跟不上，这时候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反差，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情绪就会膨胀。可以说，当前很多思潮，包括批评改革的声音，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才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
    中国真正的改革步伐迈得并不快，我们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保证了经济增长，从某个角度讲，经济增长快甚至可能是我们惟一成功的事情。然而，未来的趋势是，中国的增长将放慢，人家的增长将强盛。这时“一俊遮百丑”的现象再也不可能出现。因此，中国实际上正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现在改还有机会，如果不能够抓住机会通过变革推进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进步，再过几年一定陷入被动。

 

 

（也算是编者按：

  答应思朴写一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文章，小女一直做着碎事儿，心有欠意。上星期天起了个大早，心气急一可气写完已是早上7点58分，勿勿发上贴子。起身望着窗外，一片宁静，好一个星期天！

谢谢光临小女网络志的朋友，我把理性、宽容、理解送给大家。此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