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是绪：《浙江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朋友已经看过，绪论很长，我把它缩写成现在的模样，我相信还是保留了原味。朋友们可以少化些时间读我改写过的绪论，从中了解这本书，从中了解浙江、了解浙江人民及其他们的奋斗史。

   改写过的绪论，我把它分成二块拟题为：

  《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

  《民主摧生保护私有财产入<宪法>》

   分二次发表，请朋友们提出意见啊。

 

   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这就是我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

    过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以称作“浙江的民主”的新现象。浙江经济的惊人成就，自发地孕育出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争取更大财富的动力，驱使这些新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们，自下而上地攀上权力的枝条，执政党自上而下的不失时机的应和，最终酿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浙江的民主。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我们议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研究浙江的民主，就不能局限于描述、诠释，回答以下问题，是我不得不迎接的挑战：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后儒家民主，还是西方民主？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浙江的民主，会不会遭遇“拉美化”危机，会否复制出俄罗斯寡头民主的中国版本？浩浩荡荡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贡献了怎样的地方经验，又如何对接民主的普世价值？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俯瞰自然地理风貌，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水少，田少，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荡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报21世纪的世界自然遗产，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一丝丝幸福指数。
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独创。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谁是这么庞大的GDP的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对比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我们就容易理解，计划经济的堡垒为什么能够在浙江民间被率先冲破。尽管自然地理条件的解释，并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