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3 周年

随着我的龙井茶漂洋过海还有几本在网上买的书，其中之一是沈宏非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集子，叫《大熊猫看小电影》。“大熊猫”乃国宝，理解上没有歧义；“小电影”我本来还以为是“好玩小电影”（American's Funniest Video, AFV，一个收集家庭偶然拍下来的“搞笑”录像的电视节目，也是我们每日必看的节目)的那个“小电影”；呆呆懒懒的大熊猫看到搞笑的画面，不知道会不会肯“笑一笑”呢。看到书的英文名以后，才知道，此“小电影”非彼“小电影”，《Porn for Panda》（此时我才发现封面上有个个头不小的“A”字）；再一次印证了很多语言专家对英文是“表达准确，讲求逻辑”的语言的说法；而咱们中文却有超强的创造各种意境的能力，如同我们赞扬“谦虚”是个“好品德”一样，我们的语言讲求“含蓄委婉”；是个读过唐诗的中国人都能体会这一点。

好在，买这本书不是因为书名，否则可能中了编辑的小圈套；不过，没中圈套，我也还是买了书。所以，沈宏非和他的编辑是胜利者；我对此书也非常满意：10元人民币，书里文章的字体跟二月河的历史小说的字体一般大(小）——感觉特专业，还有彩色的手绘插图，非常“抵”；至今我也还没有发现错别字，所以我也不是loser；看来“双赢”的局面是可以产生的。这本书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数量20000册，定价￥25；可是我￥10就买下来了；考虑到供应链中每一个环节：作者，出版社，分销商都要盈利，无法不让人感叹“出版业的利润也许仅次于销售大麻吧。”

罗罗嗦嗦，其实是在书里看到关于“非典”的文字，手指也开始痒痒的，要敲敲键盘，来怀念一下我的“非典时期”的幸福时光。

2003年的春节，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在家里和父母吃年夜饭，该聚的会聚了，该逛的街也逛了，总之热闹的活动一个也没有少。其实那时候“地下讯息管道”已经流传了广州某医院多少医生护士死亡的消息了；可是我家不仅没有网络，连电脑都没有；对于买醋买板蓝根一概不知。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其实更幸福，否则年就要过得惶惶恐恐的了。

回去香港以后，才收到转发了无数次才流落到我手里的关于一个非常恐怖的“传染病”的email；QQ上一个同学说，他家附近的超市里的米已经被抢购一空；没几天，校长也正式向全校同学发出email，学校成立了“专责小组”；我从来认为这种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我这种人身上，否则彩票已经中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故一直没有理会。直到系里的小蜜开始带口罩上班，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接下去，学校开始停课。SARS的幸福时光终于开始了，无端端多了这么多假期。

第一个活动，去了趟向往已久的阳朔，饮食上腐败了几天，漓江上乘着竹筏子漂流到发腻，得了严重的“桂林山水审美疲劳综合症”；甚至冒着初春的寒气体验了如“巧克力”般的泥浴，钻了一个看似5岁小孩才能挤进去的山洞——那个经历阿，有了第一次，绝对不想有第一次。不像“蹦极”，跳过广州白云山的，还想试试上海体育馆的。所幸阳朔是个世外桃源，所以没有人真正关心“非典”，因为没有人知道得太多。

第二个活动，去了趟马来西亚。出发前，香港还不是一个官方得“疫区”，只是一个“建议无事莫访问”的地方。但是在吉隆坡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和当地一个大妈闲聊时，我第一次羞于说自己是从哪里来。我记得，当她听到我说从“香港”来以后，那个眼神有5分的惊恐和5分的后悔，后悔怎么和我这个过路的陌生人搭上话了。所幸的是，我告诉她香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大部分的人还依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她才将信将疑。也是因为SARS，我买的旅行社打折飞机票可以改时间（通常买票的时候会被人很郑重的告知：此票不能退不能改），省了不少￥￥￥；而且不只改一次，误了一次以后可以改第二次，简直就是SARS的经济效应。我相信当时航空公司的人是怀着感谢的心情服务我的：真多亏了你们这些不怕死的人，我们飞香港的航班才能勉强维持。

当然，SARS还是“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例如我早早的买好了香港电影节首映的电影票，却因为担心不敢在封闭的空间里呆2个小时，而浪费了那两张票，杜琪峰的《PTU》电影票现在成了我老公的书签。

此外，SARS的破坏力还超出了我的想象。上礼拜和一个朋友闲聊，说起我如何怀念香港的便宜的日本菜，他竟然问我，香港安全吗？听得我一头雾水，香港人虽然喜欢上街游行，但是象韩国农民那样闹事的也是30年不遇的嘛；哪像美国这里Wal－mart可以很容易买到真枪。他甚至连中文“安全”都不会说，却把“香港”和“安全”联系在一起。后来才知道他认为“香港是一个传染病满天飞，又被当局隐瞒”的地方。可怕的SARS后遗症。董健华当年请了那么多巨星，花了8k万，可没有把这个后遗症治好。遗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