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不了牛顿，因为太多诸葛亮和林黛玉

    主讲/周正        文/张丽洁

    周正教授像往常一样款款走上讲台，宣布：“上课！”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仪式般的开场，肃穆、庄严。我常感慨，若所有老师都如周教授一般，大学该是一次多么有趣的经历。

“今天，我们讨论一点儿深层次的、有用的东西：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牛顿？旁边的日本，我们叫小日本，还有更小的尼泊尔，包括印度、非洲一些不起眼的国家，都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中国，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却没有获过诺贝尔奖，”周教授看着我们，用不容质疑的口吻接着说，“这说明我们的科学、文化，不被认可、不被人瞧得上眼。为什么呢？大家先讨论一下。”

一个同学站起来：“在第一次课上，您讲过发明创造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钱、二是闲，爱迪生九岁有自己的实验室，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钱、有闲，可能成了发明家，也可能成了花花公子。中国不是没有富人，这种人还是有的，你们想如果他们出国到了法国、美国，有没有成发明家的？”

“有。”

周正教授微笑着点击多媒体课件，大屏幕上出现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牛顿》。

“为什么出不了牛顿？瑞士学者，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给我们解了迷。”周正教授转身看着大屏幕念道：“‘当欧洲人读了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文明史》后，一定会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元朝以前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惊叹不已，历史上的中国，曾在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人们很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后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中国在14世纪以后却开始沉默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周教授停下来，转身面向我们，“外国人尊重我们的是元代以前的中国，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在元代前后是两码事。元朝以后是明朝清朝，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就产生在明末清初。同学们，第一次课讲过，我们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这门课的目的是？”

“有所成！”

“我们上这门课的目的，不是教你学会电脑、五笔字型，不是学会英语，是让你有所成就、让你找到好工作、挣高薪；谈恋爱能最后谈成、成家。假如你不是这样的想法，‘我就是喜欢失败，就想考学考不上、恋爱谈不成、找到工作就失业……’不可能吧？”

大家笑，当然不会。

“一说四大名著，你们都知道，我可以分析分析你们的人格。”周正教授轻描淡写地描述，却把大家的兴趣全都吸引来了。

“提起《三国演义》，你们最先想到谁？”

“诸葛亮。”“关羽。”……

“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就是他们这个群体。”一句话让举座哑口无言。

“诸葛亮英年早逝，曹魏打到蜀国首都，记不记得守城的人是谁？”

“诸葛亮的儿子和孙子。”

“刘备在世有五虎上将，而到诸葛亮死，蜀国无一员大将，为什么没有？诸葛亮曾说：‘无人可信哪！’他没看上一个。诸葛亮有一个人事文件：《七观》。其中一条：醉之以酒而观其性。灌醉了，扔到烟花柳巷……”大家捧腹，“就说不灌醉，扔100个进去，出来的能有几个？”

“10个吧。”有人说。

“再灌醉呢？”

“0个……”大家笑。

“一个也出不来了——诸葛亮的意思：要当大将、要为我所用，就不能有七情六欲。”周正教授的推理水到渠成，“而曹操手下有千员大将，在他的人事文件《求贤令》中讲：‘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唯才是举。’——肯来我手下的，只看他有一条可用之处就可以。你要美女是吗？要多少？‘10个。’行，给你30个。要钱？要多少？‘100两。’好，给你1000两……曹操不藐视人性。最后，曹操千员大将打到成都，诸葛亮的儿孙只一战，便被挑于马下。”周教授停下来，看着大家：“你们最欣赏这种人。”

大家不语。

“明清以后，都是这样：欣赏失败者。在他们这个集团里，关羽最早被杀害；三国整个集团中，蜀国最早被灭亡。话说回来，诸葛亮也有他的好处……”

“他聪明！”

“对，诸葛亮最聪明、玩儿得最花，也最早完蛋——《三国演义》里，最终谁成事儿了？”

“司马家族。”

“所有人几乎都忘记欣赏成功者了。不过，你仍然可以坚持：‘我就是喜欢诸葛亮，就是喜欢他火烧赤壁、骂死王朗、舌战群儒……’你等着吧。”

掌声夹杂着笑声一起响起来。

“为什么大家都忘了司马懿呢？包括《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也很少写到。其实，这是一种人格，是成功人士、大器的男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低调。”人群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遥相呼应。

“对，”周正教授很满意，“成功男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低调、不张扬。你看谁平时玩儿得很花哨，就是‘诸葛亮’；谁平时不张扬，却戴劳力士、开奥迪，就是‘司马懿’。”

周正教授接下来的话更是一语中的发聋振聩。

“很多人欣赏明清时期的东西，男人都欣赏《三国演义》，女人都欣赏《红楼梦》。红楼梦里有十二钗，这十二个姑娘结果怎样？死的死、伤的伤、远嫁的远嫁、当尼姑的当尼姑、被抱走的被抱走……”刚才还有些小不满的女生，此时也若有所思地附和：“的确如此。”

“而你就看这样的书，‘哎呀，黛玉妹妹跟我多像啊！她就是我呀！’（笑声）你就照着《葬花吟》活吧，结果……”

“死了！”有人起哄似的接腔。

“你会效仿，”周正教授不动声色地点拨，“前面讲人际关系时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整天看《红楼梦》，就入了黛玉之肆，久而——‘我已黛玉矣’（笑声）很多人像黛玉，爱使小性子：宝玉送东西给她，她说：‘先给宝钗姐姐送了吧？’宝玉很老实：‘是啊。’‘那我不吃了！’……宝玉约她赏花，看到树上有只小鸟，宝玉说：‘你看，树上小鸟多漂亮！’‘是啊，可是，只有一只啊！你看它多孤单、多可怜。’——如果你说：‘看，有三只鸟！’她又该说了：‘是啊，可是，怎么有三只，不是两只？’（大家爆笑）……总之你都对不住她。”

“四大名著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现实中无一例外是落魄文人。你跟他学，跟他的思维，只能落魄、无奈、敌视成功。罗贯中认为，‘曹操就是又黑又奸，像我这样落魄的才是好人！’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消极的东西。”周正教授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中国真正的‘四大名著’，是创造汉唐宋元文明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东西，你一看，看不懂，没黛玉妹妹的故事有意思，你就是‘鲍鱼’了。”

哈哈，入了黛玉之肆，可不就成鲍鱼了嘛。

“你们应该多看比尔盖茨的、松下的、戴尔的、靳羽西的、伊丽莎白女王的东西，多关注成功，只要‘成功、健康、幸福’的就看。为什么明清以后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周正教授转身看着大屏幕念道：“‘中国人过于讲究实用，过分强调了从经验中得出结论，而不象欧洲的科学那样强调理性思考，以纯粹求知为科学之目的，并使自己思考的结果逻辑化、公理化。’”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大家，“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喜欢学具体的、马上就能用得上的东西，让学计算机、五笔字型，那学；学《思想道德修养》，就不学。急功近利、浮躁，很难守一，没有说坚持三年五年把优势发展出来，太急。不愿潜伏、积累，不愿学习理论；凡是品质、逻辑、思维，都不愿学，认为没用，我们的民族普遍是这样的理论。‘中国人讲究实际，轻视灰色的理论教条，’——想一想你们现在都听谁的歌？”

“王菲”“周杰伦”“任贤齐”“周笔畅”……

“你们听的都是歌，有词，像《心太软》唱的：‘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让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笑声）听完了，你还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笑声）你的意境完全被限制住了。维也纳音乐节会不会找几个歌星去唱？——他们听的是音乐，音乐给人充分自由的想象和无限的创造力，听着音乐你能想到自然、想到童年、想到初恋……但是，歌，就把所有东西限制死了。”

“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凡事，没有规矩，兴不起来；没有内涵，立不起来；没有内在本质，成就不了——最后要找到本质、内在。一个人没有这些本质的东西，什么都做不到位。有空读读《马可波罗》，他记载当时中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睦、锦衣玉食、遍地黄金……’当时对中国就能崇拜到这个地步。——多点儿抽象的、本质的东西，将来，好驾驭你的儿子、你的老公、你的公司。”诙谐的总结，总会印象更深刻，这是周教授的过人之处，把握地恰到好处。

    如果是意气风发的高谈阔论，总会少个回味悠长的结尾；如果是润物无声的春风化雨，又会欠些激昂振奋的起伏；或许只有在周正教授行云流水般的讲演中，才能不断地感受到文人的雅致、志士的责任与大师的风范，并捡拾起遗失已久的那份——盼望下一次课程早些到来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