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先生的讲述

GDP先生的讲述

秦 朔

①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DomesticProducts，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
我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
　 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我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我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我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象，没有像我一样的灯塔般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作为总量指标，我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失业率将上升，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

　　没有我，你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
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我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我，追逐我。
　　中国爱我，我也爱中国。我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我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②我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那么现在请你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几个月前，中国的一位企业家，华润集团的总经理宁高宁到泰国去，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实地体验了“GDP不这么快增长，我们将会怎样”

　　--他第一次去泰国是15年前，那时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要繁荣得多，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遇到很多不顺的事，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明显破了，扶手都掉漆了，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么多。泰航现在服务明显地差了，餐饮也很明显地偷工减料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听说曼谷新的国际机场20年前就规划，现在还没有建完，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
　　GDP增长的放缓对泰国人的生活影响可能更直接。不说金融危机让多少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泰国的大街上，与15年前比起来，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的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北京的黄面的存在了几年就不见了，因为北京在进步。泰国的城市看不出进步，GDP自然也不会增长，看来GDP增长慢是社会整体进步慢的数字表现。
　　③我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的
　　1、我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我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我在增加；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我在增加；我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强度越来越高……我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我当然更不衡量劳工保护，社会保障，小学生造炸药，部队武警经商，以及什么SARS灾难。在很多地方，只要我在增加，哪管社会成本有多高！
　　2、我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的4％。但为了我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今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哪个国家都受不了。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我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为了我的增长，有的地方拼命贷款，负债累累。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演变为“让利竞赛”，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拼地价，比税收减免。苏州是引进外资的样板，但一份调研通报指出，“按照苏州目前经济的增长要求，每年需新增项目用地6万亩左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
增长速度，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为了我的增长，连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从1979年到2001年，20多年中，只有1981、1985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均为赤字，赤字金额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至3098亿元。财政赤字有其积极作用，但长期看则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
　　3、我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我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我是体现不出来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我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指标---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在1978～2002年2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6％，慢于我在同期9.4％的增长；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63％。由于生产效益低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2002年年均仅增长4.7％，消费率（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比例）也由1978年的43％降为2002年的40％。
　　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我增长，“拉链工程”让我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我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我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类似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例如，卖假药的人让我增长，吃坏身体的人去看病也让我增长。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请记住这样的教训，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你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作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4、我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即使是为了促进我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中国随处都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政府、银行、工商、税务、公检法、国有通信和电力公司等的办公楼和休闲培训中心。和19世纪工业革命国家在使用资本时讲究节约的习惯不同，“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闲置的生产线、荒芜的开发区、没有人流的机场、豪华的办公楼和度假村，它们能解决就业问题吗？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求职艰难的原因。
　　5、我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我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我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我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提供更多劳务，我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我反而在减少。汽车能创造巨大的价值，但我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所以，我在前面提到的宁高宁先生，还有另一面的论述：
　　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6、我不衡量分配
　　我是一个生产总量的指标，我不衡量分配。
　　我不衡量就业，上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我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视了劳动密集型的项目，我增长之后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
　　我不衡量社会的保障，光有我的增长而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旦你退休、生病、失业，就会陷入困境。特别是农民，他们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大量的GDP。但他们退休、生病时，由谁保障呢？
　　我不衡量谁从我这里最终获益。我是以一国为依据，而不是以一国的人口拥有为依据。中国的外资多了，我就会增大，但是GNP（本国人拥有的生产总值）不会同时增大。
　　④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
　　我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我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你把我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把我当成一切。
　　为什么你要崇拜我？我朝思暮想的答案，就是我被抬到了太高的政治高度，有的官员几乎把我看成执政合法性的象征。对官员的考核，别的指标都是软约束，我却是硬家伙！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
　　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顺乎进步潮流，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增长到发展，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突破，其影响异常深远。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我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我同行。我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当然，我还是最重要的单科。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对地方和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必然也会变化。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性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从物质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物化的中国终将进化为人化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自然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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