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书的标准

书店跑得勤，书却买得不多，不全是因为钱的原因，还牵涉到值不值得掏钱的问题。而我对这后一个问题的判断，标准也很简单，凡是自己写得出的书，一概不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多看两遍都不耐烦，还要掏钱去买，岂不成了自费出书了。这一条标准，原来一直不敢声张，怕被人视为不谦虚谨慎。前几天读董桥《书城黄昏即事》——又是一本自己写不出的书——知道世上还真有人看了别人写得不好的书便技痒难禁，亲自动笔写一本给人看看。相形之下，尽量不买自己做得出来的东西，还是符合家庭理财学的，是人之常情。

标准虽然简单，实行起来也还有些讲究。对那些论题未出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的书，还好把握，自己写不写得出，一目了然。对那些自己不熟悉，甚至完全陌生领域的书，就得稍费点心思了。在这种场合，我大抵是先翻翻前言后语，浏览一下子目，细细的读那么几页，再如俗话说的“撒泡尿照照自己”，掂量一下，如自己这般的中庸之才，在这一领域泡上十年八载，是否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再来决定掏不掏腰包。这种办法看起来很复杂，其实还是比较好把握，毕竟匠气与才气、勤奋与天分还是不难区别的。

本着这种买书和读书的原则，我书架上的书便显得杂乱无章，外人看了还会有附庸风雅之嫌。如我不谙绘事，却有一些画册和《中国画论汇编》之类的书;我对音乐不甚了了,读五线谱如“择豆芽菜”，要一根根地拈，却有《梅纽因谈话录》、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之类的所谓“专业书”；我玩不起古董，更没有文物走私的贼心贼胆，却有一本赵汝珍先生三十年代编述的《古玩指南》的影印本。我觉得读书的主要乐趣，并不在知道了一些学科的概论式的条条框框，读书实际上读的是人，读的是才气、天分、性情和智慧。如我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刘易斯·托马斯心悦诚服。每读他的《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蜗牛》，我总惊讶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如何竟有这等锦心绣口。

择书还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即所谓“要得新知，请读旧书”。远的不说，大凡过了几十年又重新出版的书，只要财力允许，买了都不会太后悔。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一本书出来以后，常会引出许多技痒难禁的人动笔一试高低，试来试去，几十年过去，不过白忙乎一阵，论学言理，还是人家说得透彻。并不是技痒者不够勤勉，而是才力不济。这几年，重印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学者写的书，总能引发我的购买欲和阅读欲。因为我知道，那么多人，那么多年都写不出的书，我肯定也写不出，而我写不出的书，就值得一买，值得一读。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那些太新潮的书。对这类书，我比较谨慎，担心写书人是些不自量力的技痒者。八十年代中期，坊间陡然涌出一大批所谓“新方法”文学理论书，虽然那时我对文艺理论正有兴趣，但没有买一本这类书。当时觉得用“系统论”、“热力学熵理论”和数学上的“排列组合”之类来解读《阿Q正传》或其它文学作品，太玄，而且那些书都说得不通。十几年过去，时间已经证明，我没有为那些书破财费时是正确的。有了那一回经验，对现时许多“后现代”、“后后现代”一类的书，我也基本上不买，要买便追根寻源地买那些被这些作者成天挂在嘴上的大师的原著，因为这样的书我肯定写不出来。

按这样的标准来择书，我的藏书自然不会太多，因为我自以为现在很多书我都可以写得出来；按这样的标准来择书，我的藏书也不应该太少，因为我写不出来的书早己汗牛充栋。实际情况是，我的藏书很少，原因当然不是我自以为我写不出来的书太少，而是我的钱不够多。

推荐到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