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决定从2007年9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调整次数看，这是年内第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准备金率水平看，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2.5%，距离13％的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
作为宏观货币调控的“非常”手段，准备金政策调整一般比较慎重，但我国的中央银行显然已经将其作为“日常”手段，其出发点就不仅仅在于宏观调控，更在于金融稳定。具体原因在于：
首先，货币信贷已经面临较高的流动性风险。所谓流动性过剩更是存在于银行存款派生过程中。因此，貌似过剩的流动性实际蕴含着银行体系未来流动性严重不足，甚至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根源。
这一判断的实证依据是：今年前七个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2.7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4278亿元；而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3.55万亿元，同比仅多增1781亿元。到7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5.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63%；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7.10万亿元，同比增长15.97%，贷款增幅比存款增幅高0.66个百分点。居民户贷款增加1102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725亿元；居民户存款减少91亿元，同比多减226亿元（去年同期增加13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户存款净减少和贷款净增加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银行体系原始存款来源下降，而贷款需求旺盛，则银行必然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压力。
当然，这与通常的借短贷长的流动性风险定义略有不同。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居民户存款更多地视为因经济主体收入带来的原始存款，则流动性过剩更多地是依赖信贷派生存款来塑造和推动，因此，只有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货币手段降低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才有可能真正遏制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存款增幅低于贷款增幅意味着银行体系必然面临较大的备付金不足和特定时期的“请求权”压力，即在某个临界时期，很可能出现因信贷无法回收而存款人请求兑付的压力，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为银行体系冻结了较高的备付金，为缓解未来的流动性危机作了一定准备。
其次，利率政策的象征意义与准备金政策的实际意义构成了当前货币政策的特殊现象。在资产价格膨胀远远高于利率的时期，利率上调以保证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CPI）为非负数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铁律，但在经济膨胀期，名义利率永远不可能追上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亚洲危机表明，一旦出现泡沫破裂，各国名义利率飙升，实体经济瞬间因过高的融资成本而垮台。因此，我们说紧缩性政策是应对流动性危机的必要手段，更为关键的是，只有存款准备金较高，才能保证在未来出现灾难性事件的背景下，银行体系依然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也才能依靠本币供求关系来平准利率，以确保经济平稳和金融稳定。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存款准备金政策非其他紧缩手段所能替代，其未雨绸缪性质更高，具有“高筑墙、广积粮”以“备战、备荒”的性质。
当然，我们绝不期望流动性危机在真正发生，更期望的情形是，即便未来可能出现经济相对低迷期，较高的存款准备率也充分给予了中央银行实施渐进式放松手段的政策空间。无论如何，存款准备金政策（以及作用相仿的定向票据政策）为中国金融稳定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毕竟，银行体系控制着40万亿元金融资产，相当于年度GDP的两倍，只要银行体系是安全的，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健发展的概率就得以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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