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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7 17:27:17

五毒为什么有“吃”?!

五毒为什么有“吃”?!

 

据说广州一家餐馆的墙上,赫然写着:“四大发明:粥粉面饭。”这倒也很有岭南无厘头式的幽默,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吃饭自古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吃了吗?”成为我们全民族的见面问候语,而“混饭吃”更成了谋生的代名词。国外似乎也是如此,英语中Satisfy(满意)和Disgust(厌恶)两个词,在拉丁文中最早的意思分别是指“吃饱了”和“味道不好”。  

 

我们的祖先是农业民族,直到现在,中国人日常摄入的食物一般都是植物性蛋白为主,不像游牧民族那么爱吃肉。古代的百姓可能尤其如此,所谓“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庄十年》),“肉食者”成了与平民对立阶层的代称。 先秦文献凡谈到治国时政,都极喜欢以吃为比喻。所谓“盐梅”、“治大国如烹小鲜”、“尸位素餐”、“食言而肥”、“民以食为天”……等等均是极耳熟的名言。孟子还以“舍鱼而取熊掌”来比喻舍身成仁,大概在当时,鱼是极美味的菜肴,所以汉字“鲜”也有鱼字偏旁(羊在当时也是美味,“鲜美”二字都有羊旁)。  

 

按照汉字的造字,我们这个民族对肉食的兴趣看来一直是很大的:汉语中有大批的字以“肉”(月)为部首,这其中除了“肝脏脾肾”等器官名称外,不少都和吃有关,例如肴、肥、腥、腌、膳、腻、臊、脍、腊、炙。这些字一些是用来描绘食物制作手段,一些则描绘我们这个农业民族对肉食气味口感的畏惧。“脍炙人口”一词就字面来看和烤肉有关,但在汉语中却被引申为一种广泛的好评。  尽管如此,吃肉看来主要仍是一种享受,以至于孔子以“三月不知肉味”来形容韶乐之美,而他收取的学费也不过是十条干肉,后世乃以“束修”来称呼学生谢师之礼。《孟子·梁惠王上》:“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把食肉作为长寿者得享天年的一种标志。而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一语则成为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的经典语言之一,这句话流传的广泛程度本身表明,“食肉糜”是一个人社会和经济地位得到保障的标志之一。

 

 在上古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暴饮暴食不像现在被作为一种疾病来看待,相反会被视为一种罪孽——大概在资源很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暴食意味着留给别人的资源更加有限。所谓“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一个道德不健全的人,似乎经常在“吃”的方面表现出某些令人无法忍受的铺张。  作为暴食标志的“饕餮”,在古代被描绘成一种恶兽,或根据另一种传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文十八年》)在《圣经》宣布的七宗罪中,第一宗罪就是“暴食”,在古代,饮食无度通常也是判断一个暴君的一个标准。  

 

传说中商纣王荒淫无度,其受人非议的表现基本可概括为两种:远忠臣和纵欲;而纵欲则指近女色和暴饮暴食,所谓“酒池肉林”。实际上以一个帝王的标准,“酒池肉林”也不算极大浪费,况且和役使民力修建大规模工程或发动战争相比,这还算是好的,但在历史上,这一成语却是谴责统治者荒淫的最著名论断之一。罗马暴君中,尼禄的罪证之一也是暴食。在《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倒台后,也马上有人谴责说他“饮食穷奢极欲,吃一餐饭往往宰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令狐冲听完心里却想“东方不败身为一教之主,宰几头牛羊,又怎算得是什么大罪?”  然而这种想法在我们的思维中如此牢固,以至于我们不少的野史掌故,都渲染晚清或旧社会地主在饮食方面的铺张场面,而当初劳苦大众“忆苦思甜”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吃代表当年辛酸的南瓜饭之类的难以下咽的食物。

 

同时,我们的纪实文学不断地告诉我们: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和农民一样,喜欢吃辣椒和红烧肉。虽然到毛去世的1976年,仅仅《毛选》的版权费,他就已拥有高达7,580多万元,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这种叙事的逻辑中,其暗示是再明显不过的:在食物上不能“亲民”的统治者,其道德可信程度是危险的。  斋戒意味着禁欲,而贪吃则常与道德上放纵、打破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在法国早期小说《巨人传》中,拉伯雷讥讽了中世纪的禁欲生活,把笔下的主角都塑造成吃喝无度又纵欲无度的人,来绝对明确地暗示:人应从否定生活的教会戒律中解放出来;无论是高康大还是庞大固埃,这些巨人们骇人的大胃口都与其超人的智慧相匹配。这与基督教传统上对暴食的戒律刚好相反,意味着他有多反感那一套规范,因而不惜反过来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厌恶统治者暴食的人民,他们在造反时却往往表现出一种纵欲式的、无节制的饮食行为。所谓“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在《水浒传》的英雄们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夏志清曾分析水浒英雄令人惊讶的禁欲主义的厌女症以及暴食的行为,认为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和象征意义。而在《西游记》中,造反的妖怪们和孙悟空/猪八戒一样,一旦处于远离天庭的地方,就会变得放纵自我,而其主要标志就是暴食——通常是吃肉,表现为妖怪们都强烈渴望吃“唐僧肉”。   这种想法似乎也不单为国人所独有,意大利语popolo grasso原意是“肥胖者”,转指富人、资产者。16世纪上半期,刚刚富裕起来的欧洲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都想着向上爬,公民们希望自己看起来像绅士,而绅士的眼睛盯着贵族。Bernard Palissy写道:“农民想让儿子成为市民,工人的愿望是像富人那样吃到肉。”在那个时候,能吃到肉、长得脑满肠肥是生活优越的象征。  

 

在第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至今如此。人类学家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中提到,他惊讶地发现巴西戏剧中的自满的英雄“故意抖动肥胖的肚皮”,想到当地的社会情形,“我比较明白了,在一个和饥饿这么接近、这么熟悉的社会,吃得饱满肥胖所具有的诗意价值。附带提一下,英国人是特有领会的。要让土著人觉得他们是超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土著相信他们需要比普通人更多的食物。”  直到普遍富裕的现代城市城市,这一切才出现了逆转:如今,肥胖常遭到歧视,仿佛那是个人缺乏自制力的表现。有些公司竟会在门口放上体重计,让每个员工上班时称体重,旁边墙上且附上一句:“不能掌控体重,何以掌控人生。”这是一种消费社会才会出现的新道德:它不再与匮乏相连,而是奠基于过剩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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