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邓小平和毛泽东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邓小平年谱》一书，是一大功德。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史的人来说，或是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人来 说，此书所披露的一些重要史料和资料，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泽东曾以邓公为接班人

         毛邓之分歧，毛邓之对立，邓公否定文革之拨乱反正等，早为世人所熟知。但是，毛邓关系之另一面，毛与邓之情谊，毛与邓在政治理念上之共同点，邓对毛在重大 理念上的继承与发展，则目前甚少为人所知忆或论及。而此点，实为观察毛去世后邓之复出以及邓主导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局面的关键之点。邓公《年谱》为此问 题提供了若干引人兴味的史料。

        毛对邓公有一些人所共知的评价。一曰邓「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二曰「绵里藏针」，外 面是棉花，内里是钢铁公司。在党内高级领导人中，邓对毛并不曲意迎合，但毛对邓则殊为见重。事实上，毛泽东生前曾三次考虑以邓作为接班人。第一次是五十年 代，邓公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八大后邓作为总书记领导书记处主管中gong中央日常事务。此举不仅表明毛对邓的信任，也是毛对刘 少奇分权的一种组织策略。

        第二次是文革初期。尽管1966年夏之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公与刘少奇由于工作组问题及「刘邓路 线」并遭批判，但毛泽东对邓却仍别具只眼情有独钟。据当事知情者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曾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我还是会要邓小平出 来，至少任常委。」(据《王力反思录》，并参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邓在运动中遭群众批判后，毛还通过汪东兴向邓传话转告：「第一要忍，不要 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毛写信。」(同上)此种关照，实为邓于被打倒后能再复出预埋下伏笔。

        第三次是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命邓复出接周恩来班。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上宣布：「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 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以小平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即「三副一正」)。1975年间，在毛泽东、周恩来通力支 持下，邓小平实际已作为代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年谱》，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批评江青为首之四人帮，同时着意地当众赞扬邓公，以至毛当时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考虑到当时海内外舆论普遍以江青集团为「毛派」代表，毛之此言此举殊为意味深长矣！

        毛泽东对邓公特殊保护

        但是，1975年底，由于邓公试图全面改变毛的文革路线，引起毛再次对邓不满。于是江青试图趁机再次掀起倒邓浪潮，但是此则仍为毛所拒绝。(据《年谱》，75年11月10日，邓与胡乔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1975 年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批评邓小平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至为耐人寻味的是， 1975年11月5日，邓在遭政治局多次批评后，写信请示毛，意图逐步退出外事活动，由江青、张春桥取代，此议亦被毛拒绝。据《年谱》：1975年11月 5日，邓公致毛泽东信称：「我觉得以后见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这实际上是 委婉地提出淡出或请辞，而毛则明确示意拒绝。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毛还特别删去了邓信中提出「江青同志会见安 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表示一切仍由邓公 主持。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江青在文革中曾数次向毛提出清除邓小平出党。如1969年「九大」期间，江青与林彪就曾联合向毛提出，要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处理邓小平，永远开除出党。但毛 一直不予理会。据《年谱》，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江青到毛泽东住地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江青又提出应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仍不予 支持，不作表态。

        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四人帮」声称可能有「群众」希望去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关起来。汪东兴把这一 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冲击，也不能把人抓走。」毛还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由汪直接安排、负责。于是，当日下午，邓 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住所住下。

        据《年谱》，6月10日邓公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希望与家人团聚：「我到这里来住，两 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 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她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此信报知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即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6月30日邓家即接到可搬回宽街住宅的通知。7月19日，邓公夫妇乃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住宅。于此可见即使在第二次被打倒之际，毛对邓公仍然有存惜之情。

        因此，邓公对毛泽东亦始终有知遇之感，而且始终深怀感念。据《年谱》，1977年9月14日，邓公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

         「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幺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 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撤掉了，但毛泽东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 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邓公后来还对西方记者坦言：「毛在文革中是保护了我的。」

        可以断言，文革中若非毛泽东对邓公特别保护，则毛身后之中国历史方向实不可知矣！

        邓公评价毛泽东

         但是，邓公在若干重大政治方向及理念上与毛泽东确实存在重大之分歧(拟另文讨论)。即使在毛当面，邓对此实际也并未完全掩饰。但是，直到邓公临终，他仍对 毛及毛思想表示深厚、忠诚之感情。邓公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搞「非毛化」，「中国党、中国人民不会作赫鲁晓夫。」

        据《年 谱》：1978年11月25日，邓公在与中央领导人谈平反天安门事件等问题时说：「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 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我们一定要高举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

        1978年11月27日，邓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幺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9 年3月16日，邓公说：「我们必须坚持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 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段历史。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 样问题，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宣传机构包括报纸，要注意这个问题。有些帐讲不清楚就不要讲，向前看嘛。」

        「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

        这些话邓公生前反复申言，可知并非一时权宜之计，实皆为邓公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80 年8月21日、23日，邓公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回答她的提问。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挂下去的问题时邓公说：「永远要保留 下去。」「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 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邓公之政治遗嘱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没有留下正式的理论遗嘱和政治遗嘱。但是，毛在1974年12月26日与周恩来于长沙作深夜长谈，谈到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其中特别提及社 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配问题。毛说：「列宁为什幺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 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 书。」

        之前，毛泽东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也曾论及：「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这一谈话以及1976年毛泽东批邓打招呼的二十条谈话，实际可以视作他临终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最后思考和遗嘱。

         邓公平生言论以1992年的南巡讲话极为有名。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有人把这些讲话视作邓公的政治遗嘱。但是，邓公《年谱》中却记载了南巡讲话及 中gong十四大之后，邓公过去未见诸发表的几次私下谈话。在谈话中邓公引人深思地多次谈到中国的社会分配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表明邓公之晚年所关注的问题，已 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开始关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此则正是毛泽东晚年所思考的问题。

        据《年谱》，1992年12月 18日邓公阅《参考消息》上《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 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 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1993年9月16日，邓在与其兄弟邓垦谈话中再次谈到社会分配和两极分化问题。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小部分人 获得那幺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 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从《年谱》看，这次谈话是邓公在中gong十四大后关于改革开放问题最后一次内容丰富而重要的较长谈话，可以看作邓的遗嘱。

        这表明，邓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所关注的问题与毛生命之最后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实质是相同的。即社会分配的公正及与此必然相关的社会稳定问题。

        邓公晚年的自我反思

        1979年3月30日邓公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在提出反「左」的同时，明确提出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此国内外某些舆论一直有所非议，认为此方针与改革开放相矛盾，是自作框架束缚手脚，或指责为邓公之不智之举。

         但是1993年9月16日，邓公在与兄弟邓垦谈话时，反思此事而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输理的地方，没有什幺见不得人的地 方。」「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幺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 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幺快，没有这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幺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幺实现 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

        我私见以为，所谓四个 坚持，实际是邓的政治改革理念之底线。四个坚持一方面以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即国家主权制度为核心，另一方面则坚持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 从而方能保证国家在改革开放的震荡中仍能维持大局稳定。这正是深刻的国家主义理念，目光至为深远！

        在同一次谈话中，邓公还 谈到个人进退说：「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 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又据《年谱》，1993年11月11日邓公曾对身边人员谈论当时的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邓公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这一番话实际是邓公对自己近期一些政治活动的一种自我反思，其涵义至为耐人寻味！

        (04年8月14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