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震工作设计室

设计理念
我的这一辈子(一) 之出身农家

2003.5.30 林龙震于北京

还记得去年大陆一部名为「我的这一辈子」的连续剧吗？如果您也看过这部连续剧，相信对剧中「福海」这个人物的一生遭遇，都会感动不已。「福海」是个小人物，而我也是。很多认识我的朋友或学生，都对我有丰富的际遇而希望我多说一些我的故事，网站上也有读友鼓励我多写一些，他们很喜欢看我的散文。于是，就在百忙之中，也以「我的这一辈子为主题，提笔来写出我这一生的遭遇，期望让台湾那些在经济发展尖峰时还小，未曾见证过台湾「经济奇迹」的新生代，了解我们过去是怎么过来的，藉以自勉自励，再次奋发图强；而希望大陆的读友，能通过我的文章，了解道台湾社会发展，由贫转富，又由富转贫的过程，以吸取前人教训和经验。

我，60年代生于台湾南部屏东的乡下。我的父亲有十位兄弟姐妹，三位夭折。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下，对一个身为长子长孙的我的降临，是充满喜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众多的亲友中，只要一提起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而我下面的一个妹妹和二位弟弟，可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巧合的是：和「福海」一样，我的祖父在日据时代为巡察，后为佃农，蒋介石到台湾后，因为「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由佃农跃为自有私有农地的「自耕农」。因此，我小时候是在稻田、花生田和芦笋田边长大的。    我出生后，父母就北上谋职，而将我托由祖母带管。我的父亲，高工电工科全校第一名毕业，考上知名大学根本没有问题，但却因为祖父无力负担学费，而被迫于当完兵，娶完妻后，提早谋职图生。在我成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们这一代虽然学历低，但是所受的教育很扎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蒋介石从大陆带来了一大批在当时非常有实力和学问的学者，这些学者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很小，还不知天南地北，所以即使在屏东这种台湾人认为是很乡下的地方，在省立学校中，都有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的教授。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老师教导下成长的。所以，他曾经告诉我：「从历史上来看，台湾一向是贫穷和文化低落的代名词，如果不是蒋介石战败使大量优秀老师迁居到台湾，台湾根本就没有人来教育出色的人才，也没有机会用这么小，又没有资源的地方，来以小搏大，飞跃成长。

蒋介石让台湾人受教育，我才有机会从农夫之子变成工程师。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是台湾的新资源！」这句话对我后来的行事观念，以及对子女教育的观点，影响很大！    家族虽然不富有，但是身为长子长孙的我，总是倍受呵护。学前由祖母看顾，小学则到高雄就学，由在学校当老师，未婚的三姑来看顾。已习惯父母不在身旁的我，在此时就已养成独立行事的习惯和心态。一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回到父母身边。当时，父亲在石门水库任职，我们住的就是水库的员工宿舍。石门水库是日本人在台湾遗留下来的重大建设，日本的技术水准，让石门水库至今屹立不摇。蒋介石政府接收水库后，派了来自大陆的工程队，我的父亲就是当时本地招募的少数电力工程人员。由于父亲精通日语，在日本人所遗留的水库技术资料中，技术获益很大，为他日后深厚的技术根基，打下很好的基础。而当时，水库里的台籍员工较少，所以我从小就是吃山东包子馒头长大的。很多朋友都说我讲普通话很少台湾口音，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和父母来自大陆家庭的孩子们一起长大的。     

回到父母身边后，我的「苦日子」开始来临。我性好动，调皮，而我的父亲是不茍言笑，个性好胜且爆燥的人，对我采用的是动辄体罚打骂的日本式教育。因为学历的问题，他在工作上老是受到外省上司欺负、嘲笑。所以，只要心情不好，回家后若又看到我吵闹或不听话，皮肉就得吃上一顿皮带鞭打。打骂式的教育是我们台湾这一代人所共有回忆，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记恨父母，但却因为这样而奋发成长。看到现代物质各方面条件丰厚「命好」的下一代的，我们真不知从何说起！

由于来自大陆的外省上司不懂日语，又要在精通日语的父亲前展现权威，经常拿我父亲较弱的英文来为难我父亲，我的父亲是很好胜的，禁不起刺激，盛怒之下，在其现有基础下，三个月内将一本英文字典背完。从此，英、日语皆通，工作机会大增，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挖角到台北的工程顾问公司工作，举家再北迁。于是，我再次又在小朋友的哭啼声中转学了！

说起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让我非常怕他。只要他在工作受挫喝酒后，或我们考试没考100 分时，用皮带抽打后，就经常让我们兄弟姐妹列队排成一排，然后说：「我因为没有大学的学历，处处受人欺负，最重的工作我要做，最难的事情，我要担！你们的祖父就是因为只能种田，使子女们失去前途，我不能再让我的覆辙发生在你们身上，只要你们肯念书，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让你们读大学！」接着，开始训话一个多小时。我小时候就不爱念书，椅子坐不住，成绩时好时坏，这话当时常
听，但并不放在心上，大有「老子说老子的，小子干小子的」之势。

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些当年的老生常谈，却在当我们成长为人父母之后，发生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只是我父亲个人的想法，这是当时受尽苦难和贫穷后台湾人，在看到前途有一丝光明后的主流想法。我和很多同龄的朋友交谈之后，都在此处发现共同点，这样的志气和对下一代的鞭策，造就了创造「台湾奇迹」所需要的人才。

父亲对日本人是很推崇的，对我的数学尤其重视，告诉我万事技术的根源就在于数学。数学不好，学什么技术都不好学，叫我不会就要问他，我去问他，他又没耐心教，老是曲着手指，用最硬的地方猛敲我头顶，说怎么这么笨，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教不会，我怎么会生你这种笨儿子？导致我后来对读书更没兴趣了。每次考完试，我就很怕发考卷，因为只要成绩退步，回家就得挨皮鞭。挨打时，有时候会跑，他就将我绑在桌脚下抽打，打完气若未消，还要「逐出家门」，直到邻居看不过去来求情，才将
哭哭啼啼的我放进来。然后，由母亲帮我敷药，并告诫我下次要用功，免受皮肉之苦。考试分数对我来说，真是犹如梦餍。这样的情形，一直到小学五年级以后，才逐渐减少，初中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因为成绩而打过我了。

在我小学时代，台湾是接受美国援助的。我的父母很努力，所以我的家庭算的是勉强小康。和乡下的孩子比起来，当他们还是光脚上学时，我们是有鞋可穿的。但是有双「中国强」牌的球鞋可穿，仍是件不得了的事。美国军人一向是很会享受的，且物资丰富，即便是当时也是一样。在当时的美军驻扎地，贫穷的台湾人经常进去要任何东西，如巧克力、面包等，要不到就偷、就骗。有这么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台湾人偷过头了，洗空了一座美军军营，连该营营长的长裤都给偷了，营长起来找不到裤子，就很生气的将台湾营长找来报怨，台湾营长不敢怠慢，立刻会同警察，将周边的大小村庄逐户搜索，终于找到了美国营长的裤子，但是已经变成孩子的书包了！导致以后美军只要看到台湾人，就开枪驱离。

在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城里少数孩子或乡下多数孩子，穿着用美援面粉袋做的内裤书包，并不稀罕。但是因为年纪还小，心里并没有特殊感受。直至今日，当有很多台湾的孩子鄙视大陆的水准低落，还处于偷骗的阶段时，我就会斥责他们，并告诉他们：「人穷的时候，看着人家过得好，很多不得已的事就会发生。美国人要也像我们这么穷，他们照样偷、照样骗，你们充其量只是命好，没有生在台湾人困苦贫穷的年代而已，没有什么资格来岐视别人！

在我小学毕业时，台湾开始逐渐进入情况。原本很珍贵，舍不得穿的中国强」球鞋，在我小学毕业时，已经很普遍了。家庭工厂也已进入台湾，而我母亲是一位很勤奋的典型家庭主妇，经常去找很多副业来做，包括：折外销沙特阿拉伯的衣服包装盒、缝毛线衣、钉皮带扣，都是我们台湾这代人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小孩子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忙做的家庭副业。

在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平均上生得较多，三、四个是常事。逢到龙年，为了生个「龙子」，那年的新生人口就更不得了，我的第一个弟弟就是在龙年生的。这么一来，当这批小家伙要入学时，教室就不够了，政府一看不行，就在我小学快毕业时，紧急推广「一个不嫌少，两个孩子恰恰好」的节育计划。哪会想到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台湾的人口已呈负成长，政府还要拜托人民多生孩子的窘状。

因为孩童多，所以放学回家，除了做家庭副业以外，孩子都是成群户外聚在街头一起玩耍的，如打软式垒球、纸牌、棒球、躲避球等。这是因为当时的电视节目并不发达，父母也怕耽误功课，不准我们老是看电视，因此，在我们当时的成长身心上，是均衡的。看到现代的孩子们，已无法在充满汽机车的街道上玩耍，出去还要担心受怕，回来又因为现代加庭只生一两个，孤独的身影，要他们以健全的身心来面对愈来愈多，愈来愈凶险的环境变化，的确是苛求！

台湾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十项生活公约」也是我小学时代的事。「新生活运动」原本是蒋介石在1934年于南昌发起的，但是在我小学时，又搞了一次。其内容当然很多，但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就是「逢人要说请、谢谢和对不起！」，以及「十项生活公约」中的：不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随地大小便... 等。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要学会做有钱人，是要历经三代的，否则只是落人笑柄的爆发户而已。台湾人从80年代初，我的上一代出国所表现的贪小便宜、随地吐痰丢垃圾、任意插队、高声
谈话... 等令外国人鄙视的恶形恶状爆发户表现，都到我们这一代有所改善，谁说这些公约教育无用！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已经知道有钱还要有内涵，但是这却和政府的教育远见有很大的关系，否则有钱并不能让外人尊重你，因为有钱却无格。台湾人整整花了二十多年，才稍微明白了这个道理，并让下一代有了合宜的公德习惯。今天，当您旅行在大陆各大城市的公共场所或旅游景点时，只要观察年轻人的细微举止，就很容易区分他们是来自台湾、香港或大陆本地。

可惜的是：就在台湾的第三代已经学会格调的同时，却因为优渥的环境，而丧失了祖辈的奋斗拼劲。而这个，也正是我写这篇散文所要勉励他们的。而对大陆的读友同胞来说，您应该要认知：台湾在有制度的推动下，都要花二三十年才能略显成果的事，大陆做起来更不容易，除了要支持政府以外，还要从自身推广做起，至少您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就可以了！

台湾和大陆不管是在观念上或境遇上，正好差一代，是很明显的事。

我的这一辈子(二) 之叛逆篇

终于，理了个大光头上了国中。如果您以为从此以后，我就快快乐乐的过了这一生，那就错了！在升学主义下，上了国中以后，国中的老师接着打，而且比我老爸还狠，打人的凶器花样更多，也更进步！老师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将他们集中在「升学班」，而对中等成绩，甚至成绩差的学生，就将他们编到「中班」(中等程度班)或「放牛班」(放弃升学班)去。

父母对长子长孙的我，原本就寄予厚望，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补习，只要能补的，我样样不少，但是个性叛逆的我，越是这样，我越抗拒，父母给我钱去补习，但我却将钱拿去打弹珠台，后来被我妈知道，被她打了一顿，但是她怕被我父亲打个半死不活的，也不敢告诉我父亲。而我，根据国一的成绩，被编到「中班」去了。

即便是「中班」，老师的要求一样严格，该打的一样不少。只要不符合要求的，或是段考或模拟考将班上分数拉下去的，全班体罚。举凡青蛙跳、伏地挺身，这都是最轻微的，以藤条打手背，打屁股才是叫人心悸的。每凡大考完毕，全校都笼罩在一片绿油精或万金油的气息中，因为发考卷就是行刑日，为了让屁股少受点伤害，有同学穿三件裤子，却被老师令其将裤子脱下打。至今想来，那种等待挨打行刑的恐怖气氛，是现代的孩子们无法体会的。

当时，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父母为了孩子能考上好的学校，不但不反对，还拜托老师要更加严管。剎那间，和我们隔阖的，不但是父母，还有老师，然而表面上，都不敢加以反抗。父母的纵容态度让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变本加厉，毫无节制。我国三那年，班导师就因小事而掌挝了班上的同学，而导致同学半聋。从那时起，我对国中时期的老师就再也没有尊敬和感念之心。

在我国二那年，我们口中的「蒋总统」蒋介石去逝了，坦白说，一个才国中的孩子，无法感受到这是什么天大地大的事，但是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也让我们这群小孩子真的哭的像泪人似的。是为蒋总统吗？恐怕不是，应该是为明天可能会来到的鞭打，和悲惨际遇而哭吧！学校要我们如丧考妣似的参加一大堆纪念追思活动，现在想来那也是在威权时代很特殊，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我那连国歌可能都唱不好的儿子，可能就已无法体会什么叫做造神威权，什么叫做主义洗脑时代的种种不可思议。

尽管蒋介石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位」了，我们的日子仍是充满着考试和挨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就在我国三的时候，感觉到考上高中已无望的我，突然抱起蓝球，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锻练蓝球技巧上，当[升学班]的学子在做最后一学期的冲刺苦读之际，我正独自抱着蓝球在球场上静默的做无声的叛逆。父母不知道，老师不知道，只有天知道，我知道。在这年暑假，我自己跑去做送报生，送了一个月，很辛苦，骑个脚踏车送报老是被狗追，也体会到了父母赚钱的辛苦。但被父亲知道了，却被痛骂一顿，因为父亲要我将书读好，不用我那么早就去赚这种小钱！我不以为然...

高中联考发榜了，充满希望的父母以为他们的儿子再不济，捞了个榜尾也总有的，想不到所有希望落空。父亲沉默不语，母亲则开始数落，说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去补习，想不到却连个声响都没有，然后越说越气，用尽她所能说出的恶毒语言来辱骂我，当晚，我就想自杀了！

我当然不想死，但是上一代的多数父母不像我们这一代，他们没有修过教育学分，不懂孩子的心态，无法用引导的方式，只能用刺激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一旦刺激的方式失效，就无计可施，且伤害了亲子间的关系。

我不想死，但是又想给父母一个教训，于是就到厨房去拿刀，并故意发出声响，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时，父母随后就跟上来了，父亲抢下我手中的刀，开始数落我母亲，并安慰我，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父亲另眼相看，他简直就和我小学时的父亲是两个样。

这次，他们真的吓着了！隔周，就将我带回乡下老家，请附近有名的济公活佛神檀降坛，来问问我这孩子考试考不好，又要闹自杀，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民间鬼神，心里蛮不当一回事，只见「济公」对我父母一番安慰，说这孩子脑智未开，由祂为我作法「开智慧」就可以了！我心里对此充反怀疑和不信，当着父母的面不敢表示，但是对扮演「济公」那个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要问事的人面前，当场喝下二三十瓶米酒，还能受得了，则无法解释，也感到很新奇。

事实上，只有我心里明白，四个孩子中，母亲最疼爱的就是我，爱之深，责之切。要不是我令她希望破灭，极度失望，失去面子，她是不会那样对我的。父母即便是被我的举动吓着了，知道我吃软不吃硬，硬逼不行，也就随我自去。但是我看的出来，他们对我已彻底放弃，转而寄望在我那两个乖弟弟身上。

虽然父母再三恳求，我坚持不重考（因为当时的重考补习班，认为孩子书读不好，就是打的不够，孩子还不怕，只要施加比学校还恐布的军事化管理，和更严厉的处罚，来年自然能考好！父母花很多钱请人去教训他们的孩子，以考上好学校，恐怕也只有台湾我们那一代才能碰到的奇事）。当时我对读书已失去兴趣，认为不需为此再受皮肉之苦。况且行行出状元，没有高等学历自信也能闯出天下。于是就在高职联招中，也没能考上考上高立高中，而是上了一家三流的私立高职电工科 ─ 嘿嘿！还和我老
爸同科呢！只是没有大陆名校的老师。父母看我有学校读了，也就不再坚持我重考，但是告诉我高职毕业一样能考大学，高职好好念，一边念，一边准备考大学也可以。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这样也没错，就欣然同意了。

台湾绝对公平的联考方式，让很多像我这样来自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相同的受教育机会。绝对不会因为区域而对入学分数有差别待遇，更不会为权贵开后门。有很多大官和有钱人的孩子，都因为考不上好学校，怕没面子，而被送到外国去受教育。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考不上好学校，当然只怪自己没本事，不怨别人。其实在我当时的心灵里，反对的不是联考这样的制度，而是反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方式。

在印象中，小学和国中的冬天，台北是很冷的。小学时，台北还有很多的稻田，国中后，稻田变少了，学校、住宅区则一直在扩建。我经常喜欢在放学后，到马路旁买一些外省老伯伯卖的五毛、一块的蛋夹肉饼，淋上厚厚的辣椒酱，真好吃！那也是我最奢侈的享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再见不到那些老伯伯了，我知道他们都已变成「古人」了，直到后来在北京看到那些肉饼后，我才知道那些老伯伯来自何处！可惜，我已吃素，无法再重温儿时旧梦的那种甜美滋味！

上了高职以后，蒋经国开始推动十大建设，我的父亲的薪资和机会也快速增长，他更努力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接设计工作，挑灯夜战，非常辛苦。然而，那却不是单一现象，好像整个台湾都动起来了。我一直到国中，都还是很爱哭的，他就经常训斥我说：「男子汉大丈夫，除非父母死了，泪不应轻弹」同时告诉我身为男人所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压力和责任，面对这些压力和责任，男人只能挺起胸膛迎向前去，绝不可畏缩逃避。

有一次，他用机车载我出去，回来时正逢倾盆大雨，父子俩狼狈的如落汤鸡，他满怀歉意的跟我说，他有责任努力以后不再让我淋雨。我再次感到惊讶，严肃的他，从来就不曾以那样的口气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从此，他和我的隔阂，就日渐缩小。其实，我知道他总以含有浓厚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方式来教育我，他也以身作则了一生，来强化他的这些论调，由于蒋介石的教育，我并不认同日本人，但是这些却仍影响了我一生行走四方的行为准则，以及具有强抗压性格的远因。

随着社会的演进，我们的学生生涯也变得和以前的学生不同。美国的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台湾，我是余光(一位台湾知名的热门音乐电台主持人)的忠实听众，同时对美国 Billboard 热门音乐排行榜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当时美国上榜的流行歌曲我条条能学能唱。房间里总是充斥着学生之音黑胶唱片和音响声。因为学的是电工科，组装音响对我来说是小事一件，因此只要父亲不在，房间里的重金属热门音乐声就响彻云霄，震惊四邻。我母亲老是骂我「捡角」(台湾话：意为无用、败家之意)，但对我也无
计可施！

听热门音乐是当时高中生的流行之风，我英文很烂，但是因为老学唱美国热门音乐，英文的咬字发音总要比其它人强，老师是派我参加全校的英文朗颂和作文比赛，老拿第一名，从不拿第二名。自信心和成就感稍为回复了一些，但是我对看不起的学科，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例如，高职要毕业时，还有三科要补考，有一科还补考了三次，差点留级！鉴于是学校名人，老师才勉强放人过关，而我却不在乎！

在高职阶段中，因为常打蓝球，长到180 公分高，在台湾人的体格中,算是高个子了。然而，我也学会了抽烟，因为同学一天给你一根，没两个月，你就自己买了。在那种台湾人心目中的「太保学校」里，很难不沾染许多不良习性，抽烟、跳舞、耍流氓、磨扁钻（一种当时高中生打架的凶器）、为女孩和邻校的学生争风吃醋打群架，都染上或干过了，幸好毒品和赌博，在严格的家教下不敢碰。其实我心里是清楚好坏的，只是碍于环境、同学间的哥儿们认同，以及叛逆的心态，越不叫我做的，只要我也想做，就越要做。写到这里，让我想到「大宅门」的白景崎。我没他那么大的家业，但个性是挺像的。

早先，我感觉在家里失宠，我的弟弟们看到我那么惨，都乖乖念书。父母也欣慰的尽量供其所需。所以，承袭了父亲的好胜性格，我总要证明自己还有价值，可以自食其力。于是我总是主动去打工赚钱。

当时美国在打越战，我还瞒着父母在放学后，到中和的钢盔工厂做钢盔，磨到双手起泡起茧，还赚不到多少钱。后来父母不知道如何得知了，就将我痛骂了一顿，说他们不需要我赚那些小钱，读书才是重要的。现在贪这一些小钱，未来将因小失大，后悔莫及... 等等。不过，后来可能是敏感的父亲发现了我的心态，为了我的未来，暑假就总是安排我去他朋友的公司打工，同时还花钱让我晚上去补习，好应付大学联考。

其原因是：高职电工科的正规学科不教化学，数学和物理也和正规高中不同，是简单版的。当时的台湾教育体制，高职毕业者，政府希望他们往二年制专科和四年制技术学院发展，而高中毕业者则往四年制大学和三年制专科学校发展，但是并不将其间的界线封死。换句话说，只要你有本事，高职毕业一样可以去考大学。这就是我父亲过于乐观的想法，他认为他的儿子可以跨越这道难度很高的门坎。所以，晚上要我去补习，补高职没教的部份课程。殊不知，当时的台湾大学录取率可不是现在的百分之百，只有百分之二十几，高中毕业考上的机会都不高，更何况是程度更差的高职生。就这样，在父母的压力下，我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全校只有我报名参加的应届大学联考，当大学联考成绩单寄来后，果然不出所料！除了国文和三民主义尚可以外，其它的都惨不忍睹，英文和化学两科因为答错要倒扣的原因，还抱鸭蛋(零分)，总分不到 200 分（当时甲组工科考六科，每科满分都是100分）。当我的小学同学、邻居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捷报频传时，我的母亲足足有一段时间都不敢在平常时间上菜市场买菜，怕人问她儿子考上哪里。

高职时代也是台湾经济储备足够起飞动能的时代。当时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是 40:1。我父亲有机会被公司派出国了，目地是菲律宾，到那边协助他们建立水力发电厂。这可是大事啊！当时台湾人能坐飞机的，除了有钱人以外，少之又少！全家动员，祖父母也到了，机场变成全家族的聚会之地。拍照啊... 我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小孩子图新鲜到处乱跑乱跳玩起躲迷藏啊... 大人此起彼落的训斥声啊... 就这样一起夹杂在我的回忆中，回国的场面也是这样。看到父亲 ─ 一位贫农之子，以仅高工
毕业的学历，凭着自己用汗水所累积的实力，以及愿意给予公平机会待遇的政府和社会，穿着英挺的西装，带着意气风发的笑容上机了。那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久久不去...

从此之后，我父亲短期的出国工作成了常事，且全世界各地都去。别人稀罕的机场接送，对我们来说，已不新鲜，家族也不再接送了。而我母亲也逐渐开始父亲前脚走，她后脚就跟到。虽然我母亲一辈子的家庭主妇，从没上班工作过，但是却也因为跟着父亲行走全世界而见多识广。回来后，对事情的看法、孩子们的教育态度以及人生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她不再是那个来自乡下，一天到晚和邻人说长道短的女人了。

我妹妹读书也不行，但父母并不在意。所以，更加重对希望仅存的两位弟弟。幸好他们都不负重望的先后考上师大附中（台湾高中联考第二志愿）。

由于我入学的早，又是应届同龄中，月份最晚的孩子，所以应届没考上，就还有两年才到达当兵的年龄。换句话说，包括应届，我可以有三次参加大学联考的机会，现在用去一次，还可以有两次。我的父母非常坚持我再重考。尤其是我的父亲，他体会到我们的社会孩子一出生后，就都得靠自己，学历就等于是就业和薪资的保证，他自己就是在缺乏学历下，才得拼命工作去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但他并不希望他的下一代也要这么辛苦来经历这些，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在蒋经国的开放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已露曙光，是很有前途和希望的，如果因为孩子无知，而他这个做父母的又明知情况，而不支持，那他将抱憾终身。然而，他体会的到，我却无法体会，不但叛逆，且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的这一辈子(三) 之大学生活篇

考不上大学，其实我是无所谓的。打击并不如考高中那时。而随便一个私立专科当时是考上的，但却不想读。鉴于高职经验，父母也不支持。于是就白天去找工作，晚上在去补习，准备下一次大学联考。我记得这年是 1978 ，中美断交，很多人上街到美国大使馆抗议，第二次台湾富人移民潮开始。

第一次富人移民潮是 1971 年的退出联合国，台湾很多有钱人都跑到美国移民去了。当时菲律宾都比台湾好，他们对台湾没有信心，就贱卖地产移民到美国，但是它们在台湾的空缺迅速被中产阶级填满。这第二次，我已懂事，第二批富人认为美国要抛弃台湾了，台湾将不保，再次
发生移民潮，但是和上次一样，中产阶级再度填满他们所抛弃的资源。没有那群年龄较大，拥有背景的贵族富人阻碍，台湾年轻人和中层阶级的机会更多了。像是台湾宏碁电脑的创始人施振荣等台湾科技大企业，都是这个时代崛起的平民英雄好汉。

在这期间，我已满十八岁了。在台湾满十八岁，就可以考汽机车驾照。那时候，能有一台机车可骑，对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来说，是渴望的不得了的事。我天生对机械的东西就很敏锐，机车驾照是不用说了，就是汽车驾照，也没去驾驶训练班补习，就是在考前去租几个小时练一练，路考还考个 90 分，那十分是因为我在最后加速到停止间耍帅，来个小急停，而被扣掉的。

有了汽、机车驾照，就开始缠我母亲给我买辆机车。不过，这已经不是我母亲第一次宠我了，在高二那年，她就禁不起的苦求，就给我买了一辆十段变速脚踏车，追求速度的我，总是以很快的速度进出，邻居都来向我娘抱怨。果然，那年暑假，我就因为紧急时只剎前轮，而导致脚踏车在高速下空中翻 180  度大翻滚，重重的摔在地上，而摔断了前肩骨。这一摔，我安份了半年！

当我母亲给买了野狼 125 cc 的重型机车以后，我欣喜若「狼」，我弟妹傻眼，怪我娘好的都应了那个书不好好念的我。我管不了那么多，还特意去改装机车的排气管，让它往上翘，这在当时，可是酷得不得了的行头。为了引人注意，我经常急驶加油让车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下，我逐渐成了邻居们的「周处」。邻居常以我来告诫他们的子女，还常常来跟我妈说：「林太太啊，妳要好好管管妳的儿子啊！音乐老是弄那么大声，我们习惯啦，但是摩托车这样骑，可是会出人命的啊 ...」我娘是一听邻居讲，回家就骂，而我总无声以对...但依然故我。

行头有了，得找工作了。我自己去找了一家水电工程工师画电工布线图。每天潇洒的骑着机车去上班，辛辛苦苦的干，一开始还好，到后来愈干愈辛苦，图愈画愈多，而薪水却很少。原本我以为只要好好干，一切都应公平，有劳有获。但是，事实上，好像学历愈高者，愈轻松，就算累，薪水也比我们多得多。对这种不平等的不满，在我心中开始发酵，我开始比较工程师和制图员的差别，换句话说，开始尝到了现实的苦涩。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自己出来创业，开了一家公司，他无暇顾我，但看到我这样，就透过他的关系，将我安排到台湾电力公司当一名约雇的制图员，月薪 6,000 元，而当时文科毕业的大学生月薪也不过 7,000元。父亲的条件是：晚上仍要好好念书。我当然愿意！此外，父母还帮我找了一位师大工教系的大学生晚上到家里来为我补习。

补归补，车子还是照飙。我特别喜欢在中华路和火车竞速，那时，中华路只要有火车从台北站出发，一路上的十只红录灯都亮录灯，直到火车通过。我总是追着火车头，一路领先到万华。但是有一天，我不知道台湾的火车电气化提速工作已完成，火车速度加快许多，以我那台仅 125cc的爱车也要追得很辛苦，火车头是已追不上了，但为了抢在最后一个红灯亮起前，通过路口，我不得不将油门转到最底。就那次，惊险通过最后一个路口后，无法突然降低车速，在岔道上，一位也骑机车迎面而来的老伯伯，看到我车速那么快，就剎车等我，但是我已无法转向，就硬生生的撞向他，我又再次在空中，翻了一个大觔斗。当时，我脑筋一片空白，简直不敢想象后果！重重摔下后，可能是因为摔的经验多了，以肉多的肩膀先着地，胸口才落地，但内脏似乎受了很大的震动和内伤，呼吸吃力。幸好，老伯伯没事，但脸色铁青，两辆机车则受伤严重，前避震器和把手全断，而我车的前轮则歪了。老伯教训了我一顿，我则将我的住址、电话给他，答应他赔偿修车费。然后，请修车店将两车拖到店里，再走回家。回家后，胸口痛闷，怕漏出马脚，不敢吃饭。打电话向家教老师借了 4000 元，准备赔偿和修自己的车。这件事，至今我的父母都不知道。也显示了我喜欢开快车，追求刺激的本性。

靠着父亲的庇荫，我到电力公司任职后，兢兢业业，不敢大意，怕坏了父亲的名头。工作特别认真，想不到，还是一样，那些大学毕业的正式职员，总是将图丢给我画，我效率愈快，他们就丢愈多，还猛夸我是「好小子」，但是性急好强的我，总是以加班来让他们满意我的工作，而他们上班可轻松了，聊天看报，做做设计，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和他们熟了以后，他们还教我要怎么混，如何出差一天，报两天帐，如何超报加班钟点 ...等。让我对公家机关的真面目，愈看愈清楚。

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未来，同时开始真正想到我父亲所说的话。真的没有学历就没有未来吗？那小学毕业的王永庆(台湾成功的企业家)呢？此时，第二年的大学联考结束，我再度落榜！

坦白说，我是叛逆，但是还没有笨到要和自己的未来过不去。我思前想后，想说若要这样混一辈子，我绝对不干，但是我还有其它能力吗？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再考不上，就要当兵，而当兵回来后，就不能再依靠父母，得自己独立了，以高职的学历，所学又不精，只会画工程图，而那有是人人能做的事，那怎么办？难道一生就这么「毁」了？

我找了我的父亲谈这个事。我父亲那个时候，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不顺利，据我母亲说，我那硬汉父亲不懂得作生意，他的专业技术很好，却不愿向客户低头，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送礼贿赂」这四个字，再加上个性强脾气硬，和股东也处不好。我找在这时候和我的父亲谈这事，没想到父亲非常赞同我辞去台湾电力公司差事，想专心准备考大学的想法。他告诉我说：「以前我老给你说不读书就没机会，就要受人欺负，你总是听不进去，我不会教育孩子，但是我现在就在吃这个亏，我比你还有实力都要吃亏了，更何况是你！这就是社会的不公平，但是这个不公平是举世皆然的，你要做的是接受并适应它，而不是去反抗它。我们不是什么有大背景的家庭，子孙们适合从事技术工作，不需要靠关系，所以更需要实力，你今天能主动告诉我你要辞职读书，为父很高兴，补习费你不用担心，只要你能真正回头就好！

就这样，我在众人不解和惋惜声中，辞去了台湾电力公司的差事，并进入南阳街(台湾知名的补习街)白天全天的补习班中补习。前半年，我才知道，当真正想念书时，是书它认得我，而我不认识它啊！高难度的数理内容，让我进步不大，眼看着这钱还要白花，高危机意识让我不得不自我分析情势起来！这也是我首次对我自己状况的认真分析。

我分析后认为：国中基础不好，光是补习高中的课程对我帮助并不大，于是我向父母说明不再补习，改为自学。我每天到家附近的建国中学台湾高中联考第一志愿）去，因为那里总有一群非台湾大学（台湾第一志愿大学）不读的「疯子天才」，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在应届时没考好，所以重考时，也不补习，就全天候的群聚在自己的学校，于空教室来和应届生一起，再拼一次，其中的 90% 总能在次年如愿考上台大。他们之间虽认识，但很少交谈，各读各的。我每天都去和他们在一起，不会就问他们。问到有些人，一看到我就跑。很快的，我发现原因出在我国中的基础不好，国中的都不会，高中的怎么会懂。于是，在物理、化学、数学、英文等学科上，我回去找我最小弟弟的国中参考书，从头再看一遍，不懂就问我弟弟，让我两位弟弟一度很瞧不起我。

我虽然继承着父亲好强的个性，但是在攸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总是能伸能缩。这得利于我在高职时，大量吸收的中国历史故事、知名小说野史。除此之外，我对一些禁忌小说，紫微斗数、易经，甚至被列为邪门外道的五鬼搬运等书，都特别有兴趣，在高职时代吸取甚多。

就这样，在联考前夕，我因坐郁过久，睡眠过少，火气过大，而便血。就医后，诊断为痔疮，已严重到非开刀不可了。但因考期将至，我决定考后再说。大考终于到了，这次不一样了，我非常紧张，这攸关我一生。

当时的大学联考，是考前填志愿的，我的父亲一直要我考电机系，因为他一直希望我们兄弟有一个能继承他的衣钵，其它的能当医生，以便在未来应付他那并不好的身体。同时，他时时告诫我们：「对一个以后要肩负家庭重责的男孩子来说，不能为兴趣而学，而要以就业率最高的学科而学。无法先顾虑现实问题，只空谈理想兴趣，而养不起家而被瞧不起时，那是一个男人最窝囊的事，是让女人瞧不起的！」一直到现在，这句话也是我教导我儿女的准则。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所以，即使是高职，我选读的一直是工科。在填大学联考志愿时，我也只顺序选填各校的电机、电子和机械等三科系。

发榜了！我考上中原理工学院机械系。当时，那是私立大学排名第三，但是分数仍够不上电机系，有这么一点遗憾，可是全家都疯狂了。我妈哭了！我爸爸眼角泛着泪光。死拖活劝的，浪子终于回头了。看着我长大，邻居们眼中的「周处」，终于为他们除了「震天价响的音响声」、「震耳欲聋的机车引擎声」，以及那个「过去的自己」这三害，成了大学生。

我娘走告南部的亲戚、祖父母，我爹则骄傲的告诉他的朋友，以及我过去在台电的长官们。而我，咬牙走入手术室，割去了屁股里那几块不可告人的隐私，屁股朝天痛苦的过了一个暑假。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真是惊险啊！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却是我那一直坚持支持我的父亲所造成的。没有他那么要的支持我，即使我后悔了，也不会再有机会。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因为他的父亲无法支持能读书的他读大学，虽然他不会去抱怨他的父亲，但是他看不起他的父亲。同样的事，他不愿再发生，不愿意让他的儿子看不起他，所以他一定要支持到底，让儿子以后即使没有出息，也不能怪他」知道这样的缘由，让我非常震惊，感到以前很对不起他的苦心。而在我们的那个时代，以打骂教育，死命坚持儿女读书，以脱离贫农的台湾家庭比比皆是，我父亲的心态并非独一。

考上那年，父亲做到了他的承诺和心愿，买了一辆裕隆（相当于大陆的上海大众，是台湾本土第一厂牌）1800cc的黑头轿车。那时候有车的人还很少，每次开到总统府，卫兵都会跟他敬礼，他很「爽」，填补了他在事业上的不顺心。但他的开车技术不好，老是开车去撞别人的车，修自己和别人的车，就花了不少钱，母亲经常威胁他要将车卖掉。有车了，我当然不能错过，我上大学后，暑假时，仍去做家教打工，经常以教家教的名义，将父亲的车开出去「飙」。那年，我们也搬家了。搬到台北的卫星城市中和。每天我的弟妹都要搭公车过桥来回到旧学区里读书。那个时候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初期，我娘的血型是 AB 型的，天生就对数字很敏感，她省吃俭用，勤劳持家，早在我高中时，就在板桥买了一、二楼的楼房。后来再买中和的大房子时，就将房板桥的那两间房子卖了，再添一点去买中和的房子，想不到，仅差二年，房价大涨，对卖板桥的房子后悔不已。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半点不由人啊！在大二那年，因为那个桥老是塞车，母亲又在旧家附近买了新家，于大三那年迁回。

进大学了，然而满口的粗话和举止，都和同学不同。而很多小说都说大学的英文 University 念起来，就是「由你玩四年」，所以对大学的印象就一直是这样，随便念应该都可以毕业。没想到，大学一年级上学期结束，成绩下来，被当了一半(即成绩一半不及格)，即俗称的「二一」，连英文都被当了。当时，大学规定：上下学期都二一的话，就要勒令退学。这下，我的父母一下子彷佛如受电击，母亲哭着要我去找教授，看看还有没有可挽回的。我跟她说，成绩公布后，教授早就不知去向了，到哪里去找？再说，当就当了，下学期再努力不就好了，没那么凄惨啦！我母亲当时就说：「你读书要晓得认真，还会成今天这个样？你也和你爸爸一个样
，叫你们去拜托人家，就像要你们的命一样，男子汉就不知道能伸能缩！

我无言以对... 我父亲则默然不语，但看的出来他很担忧，儿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现在又变成这个样，万一被退学...当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老在想取巧投机，不劳而获时，老天就来教训我一下。从初中到大学现在，每每遇到考试，就显得很笨拙，你说我没读书嘛！那比我不认真的还不是过关了，为什么就我留下了？

在那之后的岁月里，我开始彻底将「侥幸」这两个字从我的字典中除去，我受够教训了！导致我今日坚持不买股票、不买彩票、不迷信好运、偏财或抽奖的事。没错！从那时起，上天没有在这方面再教训过我。

大三那年，学校从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教育让我重新认识大学，虽然是填鸭式教育，但是已远比高中教育填的要少一些。我这一生中，很少遇到能启发我的好老师，但是在大学中，我遇到唯一的一位。

那是大三的机械设计课，来上课的老师不像其它老师，一来就在黑板上写出要这学期要当掉的学生百分比数。他说：「我的课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机械设计原文书（当时台湾大学的每一个学科，除了国文外，用的都是厚重的美国英文原文书）课本习题，每章一半的习题解答，均设计成电脑程序，然后只要输入设计条件，就自动得出求解答案。另一种是就是传统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要知道，当时机械系的电脑学分只有两个学分，机械人关注的还是机械设计，对电脑有兴趣的很少。能不考试，有其它的选择，正中我的下怀。于是全班只有我举手表示选择第一种，同学们都在等着看笑话。

那个时候，正是八 Bit 的苹果(Apple)电脑流行的年代，父亲见多识广，很支持我玩电脑，我家离专卖电脑的中华商场又近，经常到那里去溜跶。于是就说服我娘买一台给我，说是要设计程序，爸爸也说支持。其实我是被电动玩具给吸引了。

当时，台湾是标准的电脑海盗王国，一切都在起步，销售苹果牌电脑的商人吸引我们这些年轻人注意的就是在苹果牌电脑上玩电动玩具，而不是像现在将电脑诠释的这么多元化。今天，如果您要现在的孩子玩那时候的电动玩具，您可能会被小孩耻笑，说您难到没看过任天堂或 XBOX 吗？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确被那种利用录音带来将使用 BASIC 程序写的电动玩具程序输入苹果牌电脑中执行的方式给吸引住了。可是当时的电脑可贵了，虽然台湾开始仿制苹果电脑，但在仿造初期也是很贵。一台阳春配备（512K 内存，不含软式磁盘驱动器硬盘机，也要二、三万多台币（1983 年的伍仟多人民币）。当时，有很多同侪的第一台电脑都是在中华商场买的，因此在那儿产生了很多赚钱的老板。怪不得中华商场要拆的时候，很多人都去怀念，在那儿发迹的人去了、像我们这种让人发财的人也去了；就连还未在那儿发过财的也都去了。

一谈到要那么多的钱，我娘死活不肯。后来又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去标了一个会来买，让儿子称了心。仿冒的苹果牌电脑买来了，整天开机玩的就是电动玩具，上十来盒的录音带式电动玩具轮流玩着。使用它的方式是：必须将它放入录音机中，然后透过与苹果牌电脑连接的线将音频传送到电脑的内存中，很像现在流行的调制解调器传送方式。这种将电动玩具程序录音带经由录音机传送到电脑的方式，但也像调制解调器的传送方式一样，不是每次都成功的；尤其当录音带老旧之后。所以经常在需较长时间来传送的程序，传送到一半失败了，就得赶快拔掉传输线、停止录音机的转动，然后再检查是否是录音机音量太小或太大、或传输线的接头接触不良。

由于在此过程中，经常会让录音机放出如女子恐布尖叫声的高音频，我父母俩经常在半夜被我这还在玩电动玩具的儿子所制造的凄厉高音给吓醒；第一次发出慑人的高音时，我妈还慌忙的到处找寻声音的来源，并说要报警发生了凶杀案。

就这样，用这台电脑，我设计出我生平的第一个程序，并以当学期90分的高分，拿下机械设计这门课。当时，为了这个工作，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因为那个老师什么都没有教我，连最起码的如何开始都没有。

从此之后，我学会如何主动从绝望中主动寻找资源，这也是我的大学教育带给

我最大也是最好的影响。我发现：只要不考试，我就特别愿意发挥我的精力和脑力。然后，我应届毕业了，拿到了学士学位。但班上仍有 1/3 的人没能毕业，要继续修...

进入社会后，困难和不如意更多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我的这一辈子(四) 之 求职结婚篇

2003.7.15 林龙震于北京

大学一毕业，接着就是当兵了。在台湾，大专毕业者才有资格考预备军官。预备军官就是考上的话，一入伍就是个如排长之类的小官，薪水比大头兵要高。如果身怀军队需要的高科技技术或医学系毕业的，再考上预官，那分发到好单位时，当兵就和上班一样。

照例的，一遇到考试，就和我有仇似的，没考上预官，直接去当大头兵。当兵的日子就和其它人一样平实，其实就是锻练身体，然后一心想赶快退伍。对我来说，比较不方便的就是抽烟。我大学一年级就已改抽烟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的「长寿」烟（当时台湾最普遍的烟）烟味总令我感觉作呕，但是外国烟丝的香味，却让我相当喜欢，于是大一开始，就在中华路上买了烟斗和外国进口烟丝，就这样抽起来了。我老爸一看我这个儿子反而抽起烟斗，有一阵子也学我抽，但是没过多久就回去抽「长寿」烟了。我问他说怎么回事，不好抽吗？他告诉我说：要老点火，一下子不吸，就熄了，很麻烦！这倒是，要不是那样，早就一堆人抽了。

但是我不知到怎么，就是有办法让烟斗不熄，还可以一直叼在嘴上，一边抽，一边和人讲话。烟草是致癌的尼古丁很少，但是焦油比较多，所以抽烟斗的人，牙齿内围会黑的像非洲人的皮肤，且很难洗掉，我现在已有十年未抽烟了，还有很多黑焦油仍留在牙内。而一般香烟的优缺点正好和烟草相反。

在那个时候，一单人对抽烟斗的印象还停留在事业有成的中老年人身上，不像美国，抽烟斗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所以，当兵时为了减少给人「张狂」的印象，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在稀少的假期回家后，才拼命过足烟瘾。

一年十个月，晃眼就过。当我当兵回来后，我的邻居或小学同学，求学过程顺利无延误者，早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就开始考托福去美国了。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还是40:1。因为去美国的台湾大学生太多，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奖学金，所以自费的很多，我的同学那时去，必须带足 30～40 万台币。奇怪的是：大家都哭穷，大家都去了！我的父母更宝贝，儿子都还不知道能不能考过，钱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我赶快考过托福。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想靠我自己的钱去读，我的父亲则说：谁的钱都一样，关键就是时间，时间是不能浪费的。于是，我也去考，但是最高的一次，497 分，离申请最低分数 500 分就差 3 分。

除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次和汽机车驾照以外，我这一生中，只要遇到考试，我是屡败履战
，屡战履败！而对需要准考证的考试来说，这也是我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考试！然而，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社会那种为生存而战的无形考试，才正要开始！

蒋经国接任总统后，著名的台湾十大建设，早于 1971 年就展开了。我们可以说，没有十大建设就没有台湾的经济奇迹。十大建设中的造船厂、炼钢厂、台中港、苏澳港、核能发电厂、石油化学工业离我较远，但是铁路电气化（还记得前面我和火车竞速的故事？）、高速公路和中正国际机场都是我使用过的，它们早在我考大学的期间，就都完成了。也因为这样，于 1979 年开放民众出国观光。藏富于民，是那个时候的政府政策，而那时候政府重要的财经官员也要比现在的有远见的多。而由于蒋经国对贪污深恶痛绝，所以当时的官员也要比李登辉时代的清廉的多。政府的清廉与眼光长远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前途是绝对有关系，这是历经台湾繁荣与衰退的我们这一代，感受最深的。

开放民众出国后，民众的视野一下子增加许多，当然就像暴发户一样，台湾人也在外国人面前出进没有公德和知识文化的暴发户丑态，尤其是欧洲，很不喜欢台湾观光客。但是尽管如此，人民总是会拿自己的现况和所去的穷国或富国人民做比较的，多数回来后更加珍惜和满足自己现有，并没有因为开放就引发移民潮，因此政府更加有信心，且更加开放。

我当完兵回来，台北又变了好几个样。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工厂早已大量涌进台湾，或合资或独资。我骑着车子，到处逛了一遍，台北的卫星城市，中和、永和、三重、新庄、三峡和板桥等，到处都是工厂。在美国市场上，MIT (Made In Taiwan，台湾制造) 的商品已取代了 Made In HongKong (香港制造)。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岛上，钱都是从外面赚回来的，当然一切也就要受国际景气的影响。

我父亲早于我大学二年级时，就退出公司股东，又回到老公司任职。我妈说：他腰弯不下去，不会当老板，还是帮人拼命的好。但是我老爸不单不在客户面前弯腰，就是连他上司那里，他也不像其它同事一样，而是从不奉承、送礼，所以被压了几乎一辈子。当时，他经手的台湾水力发电设计多不胜数，发电机组和其它相关设备动辄数佰万，乃至数仟万。逢年过节经常有卖水力发电机设备的厂商到家里来「送礼」，但是都被我父亲严辞拒绝，要他们将东西做好就有机会，然后顶多就是水果留下，底下的现金退回。这样刚正不阿的父亲，一生中所选择的发电机组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但是，当他的儿子当完兵回来，却遇上当时世界难得一遇的经济不景气，好工作很难找。我大学毕业总不能再回台电去做约雇的临时工吧！然而，上天又帮了我一把。当时大同公司正在争取我父亲手上的案子，大同公司是一个绝对没贿赂制度的公司（这是我进去后才知道的），我父亲原本就有意将该项工程让大同做，在和厂商的闲谈中，无意中提到我尚找不到工作，于是大同公司的主管就好意奉承，保证可以帮我在大同公司中谋得一职。当时，大同公司是台湾大学毕业生心目中，属一属二想进去的台湾最大民营公司，员工两万人，无论是规模或产品，就相当大陆现在的海尔。我父亲当然很满意，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求人。

就这样，在一片不景气声中，我在一次形式的考试后，进入大同。我在想，如果和其它求职者一样，透过大同公司正式的求职考试，那我一定又完蛋，那可比大学联考还难呢！况且大同公司自己创设的大同工学院，是当时工科私立大学的第一志愿，他们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大同公司工作，而且升迁容易。我最小的弟弟后来就是考上该校的电机系，但他毕业后
没去大同，而进了宏碁计算机。

我一进入大同公司，没有单位，林董事长直接批我调去做机要秘书。在大同公司内部，有对全公司，包括投资公司在内，副课长级以上的干部，轮流调去林董事长旁边干７天～１４天机要秘书的惯例，藉以让公司干部就近了解董事长的每天作息，和处理公司要务的心态，体验经营的正、诚、勤、俭。但是我是新近的，一进来就调去做机要秘书，且没说任期，其目的就和一般干部不同。至今我也没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怕咱们实力不好，不敢让我先去单位，调过来就近观察，再发配边疆（即远离总公司核心的投资公司）。总之，人家公司要咱们这么做，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吧！我娘最了解我，怕我又闯祸，千交待万交待：工作来得不易，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别让你父亲没面子！

就这样，开始了机要秘书的工作。其实机要秘书是好听的，其实就是开车门，替董事长送文件、拿公文包的跟班的。开始我做的很累，每天都几乎八点才下班。了一个月后，才发现：人家一个两万名员工的老板，比我们都还认真，早上五点就起来批公文，每天参与大小会议，还要做那么多的决定，就像打一场战一样，直到深夜，那么兢兢业业。那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生活的比他轻松，还想做大事... 那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就在担任机要秘书期间，我结婚了！那年我 26 岁。我和我老婆是透过计算机择友认识的。大学时，流行计算机择友，所以就参加了对口学校 ─淡江大学的计算机择友。双方按需要条件，各有 20 名对象，我老婆是我的第一顺位，而我却是她的最后一个。所以，初识时，她不愿和我见面，只愿通信。因为我会抽烟，喝酒，很多那个时候女孩子讨厌的习惯，我都照实写了，因此，之所以排成她的第 20 顺位，可能也是那时候参加的人少，所以不得不抓我来滥芋充数。当然，她宁愿先考虑她的第一顺位，也不愿先考虑我。直到通信一年后，在我流畅文笔，以及她都试过其它的顺位后，才愿意和我见面。她和我同年，小我一个月，但是我大学毕业时，她已外文系毕业工作两年（因为她考试顺利，中间不像我延误两年）。

各位都知道：我是长子长孙，我那祖母每次从乡下来总对我说：她再活也活不了多久了，要我赶快给她添个曾孙，好做曾祖母，家族压力很大。对我自己来说，前途未定是事实，我不知道未来我会怎样，但是我一向是「先成家后立业」观念的支持者，因为结婚安定下来后，就不需要再为约会接送、节日礼物耗费心思，因为那会让爱情和事业两边都没搞好。而决定早日结婚负责任，对专心拼事业是有很大益处的。因此，我并不排斥早婚。当兵前，我曾去向她的父母提婚，但被丈母娘以「你现在这样拿什么养我女儿？」一句话顶的落荒而逃，但是进入大同后，好歹有了工作了，父母就催我结婚。于是，我就再度向我那身为学校教授，曾为知名报社主笔的岳父开口，这次顺利了！只是，因为我尚无单位，所以婚礼上，公司方面和大学同学（一堆都出国留学了）来的很少！一大堆贺客都是冲着我父亲来的。

从机要秘书下放到单位后，逆水上游的遭遇更加曲折精彩，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