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被评为“2007中国知识管理人物”，感谢知识管理中心(Knowledge Management Center)及所有支持我的同仁们！祝贺王培海、宋非、魏强、李艳萍、张晓典、郭建波、刘洪涛、黄培、魏政的入选！

近几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知识管理的相关专业课程，培养了我国早期的知识管理专业人才。知识管理方向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团中央、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普华永道、毕马威、谷歌、长城咨询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工作，受到了广泛好评。与几位老师一起自发创设了“中国知识管理实验室”，进行中国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传播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政府机构、企业提供知识管理的培训，为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践出力。为了促进国内外知识管理领域的交流合作，2005年—2006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行知识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与美国知识管理学者、专家进行了较多的学术交流。2007年，应邀担任国外权威知识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在知识管理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觉到做中国自己的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模式和方法起源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尽管中国的管理思想中也蕴含着一些知识管理的成分，但一般来说，知识管理是一个“舶来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适应新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知识管理成为许多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不得不从一个小的相对封闭的圈子走进世界经济的大舞台。在这样一个大舞台中，中国企业必须面对世界各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必须与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有任何的“优待”和“保护”。中国企业要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必须要向先进的对手学习，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企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知识管理的战略意义。早在2002年5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程院第六次院士大会的有关院士大声呼吁：“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趋势下，我国应大力引进和实施知识管理战略，从管理层面上切实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 “2002年知识管理——中国问卷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超过90%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制订本企业的知识管理战略。

中国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必然要思考一个我国改革开发以来一直困惑我们的问题：如何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思想、模式和方法。相对而言，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似乎简单一些，尽管也有技术的适应性问题，但总体而言，国外先进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基本上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而西方管理思想、模式和方法的引进和学习，则要复杂很多。

许多中国企业深有体会，在国外企业盛行的许多管理模式和方法“拿到”中国企业来就部分甚至是基本失去效用。究其原因，许多仁人志士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笔者不再一一赘述。笔者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管理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心理等一系列因素紧密相联，对国外管理理念的导入、管理模式和方法的应用必须考虑到我国企业管理体制、企业文化、员工心理等诸多因素。仅举一例可以反映中外管理文化背景之差异。笔者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期间，该高校一些餐厅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对学生购餐实行免税。当你去交钱的时候，收银员通常只是问你是不是学生，你说是，他就给你免税，不用任何身份验证。笔者曾经很傻地问过别人，如果你是老师却说自己是学生呢？人家的回答是：没有一位老师会这么做！

我们看到，美国实施知识管理的企业通常采用两种不同的知识管理模式，即编码化管理模式（Codification Mode）和人格化管理模式（Personalization Mode）。这两种模式最早是由Morten T. Hansen，Nitin Nohria 和Thomas Tierney提出的。《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杂志1999年3/4月号发表了他们撰写的《你采用哪一种知识管理战略？》（What's Your Strategy for Managing Knowledge?）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们认为知识管理有两种基本模式。所谓编码化管理模式是指通过对知识与知识形成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所谓人格化管理模式是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

选择企业的知识管理战略并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考虑企业所处行业、服务客户的方式、企业文化以及员工的具体情况。如果企业在知识管理战略方面重点不当，或试图同时推行两种战略，则企业实力很快就会受到削弱。这两种模式在投入产出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不同。编码模式强调投资信息技术，以便开发能迅速收集、传播知识的管理系统，然后通过这些知识的重复利用获得收益。这种模式中的知识可以极为迅速、无限多次地重复利用，它节省了工作时间，减少了信息交流成本，使得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十分低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人格化模式强调投资人力资源，大量引进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积极花费巨资鼓励他们直接与公司其他人员和顾客进行交流，以便传播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非常复杂、博大精深，在整个社会的存量都不多，相对社会需求而言显得极为稀缺，因此，为顾客提供享用这些知识的机会，有理由索取高昂的价格。

这两种知识管理模式反映了不同企业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模式相对侧重于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以显性知识管理为实施的切入点；而第二种模式更加强调隐性知识的重要性。由于受中国传统观念如“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的影响，中国企业员工对知识共享有着一种莫名的抵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企业虽然使用了知识交流园地等知识管理工具，但使用该工具的人甚少，随后不得不面临着“无人喝彩”的尴尬局面。

那么，中国企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知识管理？根据笔者的研究，就目前我国企业总体情况及企业文化的特点，从显性知识入手来推动和实施知识管理更为现实和可行。2004年，我的研究团队在广东韶关钢铁集团公司进行了相关的知识管理实证研究和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04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上，笔者代表课题团队作了这一研究成果和方案的专题发言，得到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好评。这一成果也引起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大学、德国企业界，国内冶金、航天、航空、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的极大兴趣，一些企业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知识管理模式、流程和方法的实践尝试。

知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战略资源，知识管理将成为政府、企业提高管理能力、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中国需要大批知识管理人才，我愿意尽我所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我也愿意与各界同仁一起，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管理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而不断探索。衷心祝愿我国不仅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且能成为世界知识强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