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占医疗费17％ 比穷国平均低10％ 上海证券报

相比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落后10个百分点

日前有研究报告认为市场之手过多地干预，使得20年来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这种说法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那么，政府在医疗卫生改革问题上扮演什么样角色?政府要拿多少钱出来投入医疗?这些问题，成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政府如何扮演在医疗改革中的角色，专家们各抒己见。

政府要明确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表示，要保证成本不要太高，让人们能够看得起病，而且要保证质量，这些领域都是政府要干预的，中国有11个部委在公共卫生领域负有责任。

贝汉卫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里面，做事情不能一两年就做好，我们要有一个计划，一步一步向前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也认为，中国政府提出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目标，未来我们整个改革应该以这个目标为基础，无论是国情还是卫生事业的规律都决定了这一点。

加强政府主导

医疗服务市场化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对此，卫生部门观点鲜明地指出，医疗改革要以政府作为主导。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卫中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他说，我们觉得采取政府主导的方针，有利于满足13亿人，特别是穷人、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他强调，要动用行政手段。具体包括:加强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加强监管等；完善卫生法律体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实行准入；制定好下一步卫生改革的规则。

贝汉卫则认为，每年新药的出品都很多，政府要严格标准，以确保新药品能真正有利于社会。

加大政府投入

贝汉卫提到，资金很重要，政府必须多投资，目前总体的医疗费用里面，政府支出只占17%，非常低。美国政府支付的至少占总费用的45%，几乎是中国的三倍。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顾昕也承认，相比低收入国家27%的平均水平，我国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是少了一点。

实习记者 余洋 记者 卢晓平

“倒数第四”下的传统和现代双重断裂  江南时报

新华社3月19日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针对这个尴尬的排名，专家称，中国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曾有学者用“巨人”比喻中国的改革成果，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但这个巨人拖着两条瘸腿，一条是医疗体制，另一条是同样千疮百孔的教育体制———“倒数第四”的尴尬排名把巨人的瘸腿赤条条地暴露出来。盛世繁华的喧哗中，动辄被灌输“我们的经济排名前几”、“我们的收入上升几位”的老百姓，在“医疗公平倒数第四”的排名面前，会感受着怎样一种反差？

除了这种共时的反差，还有一种历时的反差———这个今天医疗公平“倒数第四”的国度，过去很长时间内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廉价的、惠及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这种导向使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健康成就。1978年，世界医疗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中国的医疗体制被作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

这个反差的现实中包含着医疗体制的双重断裂：一方面是与传统的断裂，传统那套廉价、公平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已经被以市场效率的名义击得粉碎，我们的身后已经没有了传统；一方面是与现代的断裂，过度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使我们在医疗公平上被世界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倒数第四”的现实让我们眼前看不到现代。

中国老百姓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的集体性焦虑，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医疗体制“既远离传统又落后现代”的双重断裂。如果身后有传统的维系，有一个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保障，“落后现代”是不足使人焦虑的；如果眼前有现代的召唤，“远离传统”也没有什么关系。如今医疗体制的现实恰恰就是传统也丢了，现代又接轨不上，中国医疗处于一种“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改革双输境地，现实与传统、现代的双重断裂，使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无所依赖”的焦虑。

改革要让人有“成功”的感觉，要让大多数的人感觉到“日子至少不比过去过得差”。而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打破了传统那套虽廉价但公平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又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服务体系。这种断裂让很多看不起病的人感觉到：传统体制虽然不好，但至少能让每个人都看得起病，可如今却不行了———改革反而使很多人处境比改革前更差了，这种改革当然是失败的。

传统、现代的双重断裂之下，不知道还有谁有底气说这种改革是成功的。

曹林，青年杂文家。

（作者：曹林）

我国公费出国年耗资3000亿荣在何处 新浪财经

有个“9000亿”的数字再次切入公众的视野。中新网3月17日电：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消耗巨额财政费用，“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中国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这不算什么新闻了。早在去年12月7日《报刊文摘》头版就报道过：公车一年花销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令人震惊”。“令人震惊”这个词也是“说说而已”，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为此“震惊”，至少我是不“震惊”的，反倒很“镇静”，就因为这是老掉牙的事了，耳朵早就听出老茧了；你看这里“我国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3000亿以上”的数字，就是六七年前的1999年的。

不仅是这个“宏观数字”，现实中的“微观个体”我更是见得多了。也六七年前，我还在乡镇做“头头”的时候，就见多了科级小干部出国归来的“津津乐道”；再后来，有朋友做了副厅级干部的，尽管不是什么热门的“厅”，但每年一趟出国考察是笃定的，前年美国夏威夷，去年法国意大利，今年澳洲新西兰，明年那就排德国奥地利；到如今，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闲谈中告诉说：某市领导的活动排班表表明，市领导带队出国考察常年不断，你归来兮我出去，接二连三走马灯，这样一个市里等于至少有一位市级领导全年在国外，这当然还不算领导带领的下属一班人马。

这是现实。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所谓“通过出国学习、培训、考察学习新观点、新思路、新知识、新的政府管理经验”，谁都知道那是借口和名义，人不会弱智到连这点也闹不明白。纳税人缴纳的钱，变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主要部分没有拿来花在教育医疗之类上面，以致读书看病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结结实实的“新大山”；甚至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记者所问“什么事情是令您最痛心”的问题时，都说“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解决得更好”。

想想吧，如果结结实实地把这每年9000亿的人民币用在老百姓头上，哪里有解决不好教育医疗这些问题的道理？问题就在这里，中央“三令五申”，可是官员还是国照样出、车照样滚、宴照样摆。放眼中国河山，到处是公车扬起漫天灰尘，到处是公款宴席热气腾腾；放眼世界名胜，则到处是中国官员的身影，当然，还有一些公款就砸在血脉贲张欲望飞扬的赌场里了。

与经常出国的官员朋友闲谈，他们无一不是以“出国潇洒”为荣的——这自然让我想到“八荣八耻”。年耗资达3000亿的公费出国，就这样“荣”在官员嘴上心里了；那么，有出国归来的官员为此感到“耻辱”的吗？没有，我想肯定是一个也没有。“八荣八耻”中说到“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官员出国没有“背离人民”呀，他们辛勤出国也是“服务人民”呐！“八荣八耻”中还说到“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出国考察最多在“过程中”有官员违点小纪，那也不能说整个出国考察是“违法乱纪”呀！最近，有关部门在致力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这个教育“要在营造舆论氛围上下功夫，在深入普及上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上下功夫”，看来主要对象是孩子们，与广大干部关系不大呢！想想也是，官员干部的荣辱观早已基本定型了，“教”而不能“育”，岂不是白费劲。

“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有效遏制腐败、确立政府威信、增加政府与人民的亲和力”云云，自然与公车改革、公费出国改革、公款消费改革有关，但是，仅仅就公车改革说改革、就公费出国改革说改革，注定是没有效果的，因为说了太多的年头了，历史已经证明、现实正在证明、未来还将证明：这些就改革说改革的改革，注定是不会成功的——道理非常简单：政治体制不改，你就甭指望真正改得了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之类。不信？随你下多大的赌注，哪怕你下个3000亿的赌注，我都敢与你赌一把！

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