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在社会运行和个人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题目。以前在其他题目上曾有涉及，现在专门就这个题目谈点看法，请大家指教。
一、价值体系引导着个性的发展
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价值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透过价值体系的“镜片”，我们才能感知客观世界，没有价值体系的情况是难于想象的。“人类需要一种生活哲学、宗教或一种价值体系，就像他们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P103）但是，这个“镜片”并不一定就是完善的，伴随着历史发展过程，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它发展到成熟之前，它自然就是有缺陷的。一个有缺陷的价值体系会从两个方面扭曲主客之间的关系：
第一，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局限在一个狭隘的局部，使人们不能感知全面的世界，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歪曲，丧失掉对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的适应能力；正如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片面，人与客观世界的丰富而全面的关系被局限在一点，即对财富的拥有。”（《马恩全集》第42卷p142）
第二，它束缚了人自身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更高层次的需要被压抑了，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放纵，畸形地发展了起来。古代有一则寓言中说到，攫金者只注意到了金子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有人在一边看守着。而现代的贪污受贿者不也犯着同样的错误么？由于一个时代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的缺陷，可能会导致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疾患。库利说，“西迪斯医生认为中世纪的人们处在一种准催眠状态，因此他们发动十字军东征，对跳舞狂热地爱好，等等。”对自命为理性时代的资本主义，库利的评价也不是很高，“如果从同等距离处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否也会看见不正常的受暗示影响的迹象呢？对物质生产的狂热，城市生活的紧张和繁忙，以宽广、丰富和美为代价，把生命在单一的渠道里发泄，不也显得像十字军东征一样疯狂吗？或者是更低一级的疯狂？芝加哥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不是轻微但普遍的精神失常的有力证明吗？”（《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p47） 只有站在更高的价值阶梯上，人们才能发现次一级的价值体系的缺陷；而当人们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时，缺陷便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在一个不正常成了普遍现象的环境里，不正常就是正常的，而正常则反而会被不正常的人们视为不正常。正如帕斯卡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残废的人并不使我们烦恼，而残废的精神却使我们烦恼。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残废的人承认我们走的端正，而残废的精神却说我们是残废的。”（《帕斯卡论集》p104）
二、价值体系关系着社会的稳定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笔帐要算，他对社会所付出的是大于、等于还小于他向社会所索取的。然而这是一笔算不清的帐。在幼年和童年阶段，人们成长过程中需要消耗他人的劳动，他还没有能力付出。长大后，他可以劳动了，他就可以自立并且要偿还幼年和童年的消耗，并且还要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以备晚年不能劳动时的需要。到退休时，从名义上看，他是在依靠自己的退休金生活，而实际上，他已经从现实的财富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成为社会的负担了。只是由于他已奉献在先，所以才能欣然享受他人的成果。但假如社会的运行过程崩溃了，钱不再是钱了，他原来的付出就无法兑现了，他的生存就要出问题。所以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就必须要保证社会的稳定，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而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每一个人的付出都应当大于他的索取，不然的话社会就难以为继。然而这是一笔良心帐，如何算这笔帐，于是就有两种倾向，有的人怕占别人的便宜，奉献唯恐不够；有的人则怕吃亏，索取唯恐不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要让前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防止后者在社会生活中占了优势。为此就必须要让那种引导人们奉献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防止引导人们贪得无厌的价值体系的发展泛滥。那些不正常的欲望要是膨胀起来，超过社会稳定、地球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自然要把社会引向崩溃。
不光是在一个国家，就是在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也是同样道理。用老农民的话来说，“兴家出恶狗，败家出恶人”，一个家庭要是出了一个好吃懒做的，肯定日子不好过，如果他再蛮横无理，必然要闹到鸡犬不宁、家破人亡的地步才算了结。一个企业要想搞好是很难的，必须要上下一心，励精图治，还要有市场机遇，但要想把它搞垮，则很简单，有一个败家子厂长就足够了。可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经常地被人忽略，以至于让无私奉献在社会生活中成了过街老鼠，按劳分配变成了按“捞”分配，谁会捞谁多得；变成了按“孬”分配，谁心黑谁多得。在这样的社会气候下，再大的家业早迟也要垮掉。所以，无论是想保持家庭的和谐平安，还是想使企业兴旺、国家富强，都必须要防止那引导人们的放纵贪欲的价值体系形成了气候。
事实上，党内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产生于GC党人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没有坚持住自己的价值体系，反过来认同了私有制的价值体系。没有能改造私有制，反而被私有制改造了。在此过程中必然要孳生出各种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民负担问题，企业负担问题，人们想了不少办法，下了不少文件，还制定了条例规定，也搞了执法检查，效果却并不乐观；原因何在，就在于有那么一批人，他们要吃饭，而且要吃好饭，所以就必须要向社会伸手；贪污受贿，各种灰色收入，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分配机制。由于社会管理工作本身的日趋复杂，分工的扩大，再加上官本位的文化机制，这种种因素使得社会使管理层趋向于庞大，超出社会的承担能力。于是便成了吃饭财政，没有能力办其它的事情。农村所能养活的有多少人，社会能养活多少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直接生产领域分离出来，但社会能养活的人毕竟是有限度的。由于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因而是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这种状况必然要表现到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乡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等等。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早晚要塌台的。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价值体系中的问题，随便谁来执政都是一个样。 所以我们说，防止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泛滥开来，是一件关系到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那一年的大洪灾，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与其费尽人力物力，等到大水泛滥了去堵口子，不如做好预防，搞好水土保持、河道疏浚、堤坝维护。对于社会价值体系，也需要做同样类型的工作。
三、价值体系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应该建立起一种完备的价值体系，它是人类的归宿，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更全面的发展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各种宗教、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见是一致的。尽管使用的词句不一样，它们都力图把人们从私欲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把人的生命状态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完成这一转变是生命的一大飞跃。社会主义理论剥去了各种宗教哲学的神秘外衣，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创造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人的转变创造条件，使人有可能真正地获得解放。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的并不单纯是知识和技能，其核心的目标是“闻道”，即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的解放”、“价值体系的转换”；这样的学是一个自觉的企图，是把人本身从一个仅仅处在心理生理成长状态的存在物转变为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这种变化是一个质的变化，正如荀子所说，“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爱因斯坦也说，“在我看来，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最大的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我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所以，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而这些目的和目标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同他自己的存在是同样必然的，是同样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期的事业，它要使人类清醒地、全面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地加强和扩大它们的影响。”（《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1）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各种宗教哲学所表达的是人类在幼年时代的追求人性完美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有缺陷的，但其方向是正确的，是GC主义价值体系的前奏曲。 历史是人类精神的漫长的跋涉，人类的脚步始终要踏在现实的土地上，崇高的理想使人迫切地向往飞翔，但他飞不起来，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一步步地走向那理想境界。
四、要为人们接受正确的价值体系创造条件
怎样塑造健全的人格？人是有可能犯错误、成为“怪物”甚至于自取灭亡的生物。人受着社会环境气候和自身欲望的左右，有可能会误入歧途，从而也就失去了过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最终实现人生圆满的可能。比如懒惰、自私、低级趣味、吸毒、残忍等等，都有可能使人成为怪物、自相残杀乃至自杀。在文学作品中有葛朗台、孔乙己、于洛、范进等等典型人物，他们是不健全的社会环境培养出来的畸形的性格。改革前的那种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也是不健全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与公有制的弊端相结合培育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性格：软弱依赖、不负责任、只取不予、破坏捣乱、窝里斗、不干事的整干事的，从而挖掉了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随着这种怪物的孳生繁衍，社会崩溃的趋势将不可避免。
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旧体制，反而使之更复杂了，于是便孳生出了更恶劣的怪物，更贪婪，抛开任何约束，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有些人空谈着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员干部队伍，然而却不研究如何把人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如何使人具有工人阶级、GC员的优秀品德，怎么依靠，靠得住么？ 我们应当想办法去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环境，培养所有社会成员的健全的人格？把人从种种迷误中引导出来，帮助其修成正果，这便是为人提供的终极关怀。歧路亡羊的故事提醒人们，生活中有许多岔路口，一步走错，就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在当今充满诱惑的社会中，危险尤其多。孟子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对于个人来说，他有可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能顺利地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而寿终正寝；对于社会的进化过程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我们看到，有许多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如今只留下了一堆废墟；它们夭折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像人一样正常地经历成长的各个阶段，最终与其它各个民族和国家一道汇入世界大同的行列中去，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正命”，它应当是各种文明都自觉追求的目标。对于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价值体系的选择问题，如果选错了，将来是要后悔的；对于社会来说，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选择问题，弄不好也是要后悔的。
五、社会价值体系的更新换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旧的有缺陷的价值要被新的更完备的价值体系所取代，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就无所事事地耐心等待历史必然性自发地发挥作用，人们对更完善的价值体系的自觉追求是历史必然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一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就没有另一种价值体系插足的地方了，社会便被锁定在这种价值体系所制导的轨道上。 即使是不正常的价值体系也可以在人和环境的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从而制导着社会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调整，等待着历史必然性自发地发挥作用，便会使种种社会矛盾积累起来，酿成无法解决的大灾难。比如在当今世界上，如听任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支配社会经济过程，大家都只顾一时享乐，而不惜破坏环境，势必会造成一场生态灾难。尽管许多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但社会仍然向自我毁灭的方向滑下去。
对于个人来说，也会出现同样的事情，某种性格结构会具有自身的惯性，锁定在幼儿时接受和形成的价值观念上，“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动机与人格》P260）等到长大了，认识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缺陷，却也难于摆脱已经形成的惯性，对某些人来说，习惯比理智更强大。在文学作品中有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本来时代潮流变了，他们却不知适应，或是适应不良。当然，这种适应不良，既可能是因为低于社会平均发展水平，也可能是高于社会平均发展水平。
在一个趋向堕落的时代潮流中，要坚持更高层次的价值体系，也会适应不良，但是，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还需要有那么一些坚持较高的人生理想的人，为社会保存一种恢复健康的基因。 社会道德不能老是滑坡，它应当也还有上坡的时候；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个对立统一，个人利益不能把公共利益甩开而独自存在，所以那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是不可能全部被否定掉，所以尽管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宣告社会主义理想是不切实际的、过时的，而且是犯罪的，力图把它彻底埋葬掉，但它却一次又一次地像火凤凰一样从灰烬中复活，因为它植根于人类生活的最根本的需要之中；即使是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也必须要维护与之相联的集体利益。坎农曾经说到过，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自动稳定机制，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强烈的倾向都难以持续到绝望的地步，在未达到极端之前，就会产生一个纠正的力量来阻止这种倾向，崇高的理想与狂热的激情，可继之以道义上的冷漠和任性的放纵，而后者的势力又常会发展到过分的程度，以致它们本身又引起一种反作用（见于《躯体的智慧》）。这种震荡是社会为保持稳定而作出的自我调节，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它的成本是昂贵的，正像我们的躯体为对付病菌的入侵和外部的寒冷而作出高烧或寒战的反应一样，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这种震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成熟的价值体系，一种既保证了个性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保持社会稳定的价值体系，在它的引导下，我们才会有可靠无忧的未来——那未来也许不再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本身，却将永远保持在宁静而安全的理想境界。
六、危机同时也意味着机遇
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化过程不像下棋那样，一局棋终了，再从头开始，这个过程就像画油画一样，在原来的画布上抹上新的色彩，盖住了旧的色彩；旧的矛盾不了了之，新的目标占据了支配地位，夺走了人们的注意力。或者也可以把社会风气的演变看作是一条河流，它或急或缓，始终在流动着；西方的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对于文化环境，也是这样。
我们注意到，社会潮流并非都是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时错误的价值体系也会形成潮流，把社会引向堕落、毁灭；支配着当今社会生活的时代潮流实际上还是处在命运或偶然性的统治之下，在人类进化的道路上，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对这种危险持有清醒的认识，呼吁对这些缺陷的根源＿＿人类自身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方法来一个根本变革，比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说：“人类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力量，他的未来基本上取决于如何运用这种力量。由于人类生活中的事务已变得极其复杂，使得他在文化上毫无准备，甚至不能清醒地理解自己的新地位。结果，人类目前的困境不仅恶化了，而且在各种活动发展加快的情况下，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酿成真正的灾难。
人类命运的这种下坡趋势，只有在把人类基本目标放在人类文化发展上的新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制止或改变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普遍提高人类的素质。”（《人类的素质》p161） “对变化的适应是生命的奥秘。没有它，生命就将终止。生命的适应、演化和持续的神奇方式是某种精细和痛苦过程的结果。……那些幸存下来的野生动物或植物的进化过程是以遗传进化和自然淘汰的方式进行的。在当前对我们人类来说，任何这类自然或生物的行程都太慢了。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我们的大脑。文化独创性与适应性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特殊的手段＿＿也的确是我们唯一的手段。”（同上p167-168）佩西还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人类本身不改变其价值观念，不树立更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那么人类将不可拯救。” 这些话是佩西在1977年写的，23年过去了，他的这些见解虽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和赞赏，但却没有动摇旧的价值体系的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努力也频频受挫，人类所面临的形势更加危险了。人们有理由担忧，在这种趋势日益强化的情况下，人类还有没有机会扭转这种趋势？
尽管形势险恶，但我们仍然对人类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在我们看来：目前的这种困境，只不过是人类又一次伟大飞跃的序曲罢了。似乎必须将其置于破釜沉舟的境地，人类的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才能完成价值体系的转换这一惊险的飞跃。或许，这是人类的又一次启蒙，一次更伟大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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