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05年为两个城市做完产业规划后主笔的产业集群规划文章（新华网首发）

 

坚持科学发展观  做好产业集群新规划

 

一、"蚂蚁雄兵"催生第三次经济浪潮

25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三次经济浪潮。第一次经济浪潮是农村经济发展浪潮。20世纪80年代初，由凤阳县小岗村搞起的"包产到户"为源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开来，使广大农村地区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浪潮。

第二次经济浪潮是城市经济发展浪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打开国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开发区；对内实现简政放权、承包经营，积极搞活国有企业，使深圳、广州、上海、北京、青岛、重庆等城市经济规模快速膨胀，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形成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浪潮。

第三次经济浪潮是区域经济发展浪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打开了放活民营经济的阀门，私营中小企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并深深扎根在成百上千个村、镇、县、市中，形成了一个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块状经济"，它们如同片片璀璨耀眼的"经济马赛克"散布在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这一沿海弧形区域里，汇集成为一条龙型产业集群隆起带，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先进产业制造基地，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业集群发展最好的深圳、东莞 、珠海、温州、广州、中山、上海、佛山、台州、宁波、北京、绍兴、厦门、杭州、舟山、泉州、惠州、湖州、苏州、嘉兴等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国前20位。其中的深圳、东莞、珠海、温州，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而且，这些产业集群发达的城市，一个地级城市如温州的财政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全省的财政收入，一个镇如东莞虎门镇的财政收入高于中西部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以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新一轮中国沿海的区域经济发展浪潮。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相关产品集中生产、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企业在同一地理区域大量集聚的现象。产业集群如同成千上万的蚂蚁在群类生活中采取的分工协作、紧密配套、共同完成的集群行为，因此，产业集群也被称为"蚁群经济"。如在诸暨大唐袜业集群中，在5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袜子生产企业2453家，年产50亿双袜子；同时还有550家原料生产企业、400余家原料经销商、312家缝头卷边厂、５家印染厂、112家定型厂、305家包装厂、208家机械配件供应商、635家袜子营销商和103家联托运服务企业，并且建有占地400亩、共有商铺1600多间的大唐轻纺袜业城。这种由千百万群众、家庭、企业由下而上创造发展起来的"民生经济"成为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这些以"蚂蚁雄兵"为特征的产业集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二、产业集群造就中国经济新特征

在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的指导下，2004年9月，由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沈青先生带队，会同产业集群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新华社、《商界》记者一行10人进行的"产业集群万里行"考察活动，沿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这一龙型产业集群隆起带，历时两个月，走访了深圳、东莞、晋江、宁波、温州、无锡、苏州、南通、张家港、日照、青岛、文登等12个产业集群发达的城市和经济区域，行程超过万里，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中国产业集群拥有一些独有的特征：

"小产品创造大市场"。如浙江温州市区的打火机占世界总产量的70%，嵊州的领带产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占全球市场的30%，而苍南铝制徽章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45%，海宁的许村、许巷的装饰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以上，永康的衡器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诸暨山下湖镇的淡水珍珠占全国总产量近九成等等。

"小概念产生大前景"。福建晋江大力发展休闲服装、休闲运动鞋、休闲食品、休闲太阳伞等特色产品，休闲概念小而专、有特色。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休闲概念贴近消费心理，符合消费倾向，休闲特色产品前景广阔。

"小企业引发大合作"。在调研中金必德考察组发现，产业集群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成千上万的企业紧密合作，配套生产，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出现小企业，大合作的发展局面。如温州苍南县的金乡镇标牌产业集群中，小小徽章生产的设计、熔铝、写字、刻膜、晒版、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号码、装配以及包装等十几道工序，全都有独立的企业（加工专业户）来完成，而且每道工序产生的半成品都通过市场来交易，在不足4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有800多家企业参与各道工序，集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

"小集群造就大作为"。在"产业集群万里行"考察调研中，我们发现在沿海各省小集群，大作为现象十分普遍。如中山市古镇是"中国灯饰之都"，现有2000多家灯饰成品生产企业和将近2000家灯饰经营门市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灯饰生产、销售基地。在珠江三角洲，像古镇这样以产业集群式发展的专业镇共有120多个，2002年每个镇的经济规模都在20亿元以上。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跨区域跨城市的产业集群，如从深圳到东莞、惠州一带形成的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走廊，2002年其经济规模达2500亿元，再如从顺德到中山、南海以及广州部分地区一带形成的电器机械设备制造业，2002年其经济规模1300亿元。

 

三、七大问题制约中国产业集群发展

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在"产业集群万里行"调研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了家家办工厂、人人搞经营、个个做生意的繁荣景象的同时，也发现各地在发展产业集群时不得不面对以下普遍存在的瓶颈和问题。

一是资源短缺，发展空间受限。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经济发达城市的工业用地已近乎枯竭，土地价格暴涨；水、电、煤等基础生产资料供应紧张，无法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制约了现有传统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仅浙江一省，三年间因土地涨价、电力紧张、劳动力短缺等因素的影响，转移到外省、市投资的企业达500多家，转移资金达4000多亿元。

二是创新能力弱，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国内产业集群由于高素质人才缺乏、产业配套不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原因，大多产业集群还没有形成集群特有的创新功能，即使是产业发达的广东尚未能成为创新型产业集群，仍然是大而不强。调研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比例还不到40%，多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存在着"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现象。同时，刚刚跨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泉州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中的"七匹狼"、"九牧王"、"柒牌"等11个知名品牌被境外抢注，为企业开发国际市场、创建国际品牌增加了障碍，提高了成本。

三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企业普遍缺资金。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贷款需求急、金额小、需求频繁、不确定性高，在国营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的可能性很低。而民营中小银行成长缓慢、民营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受到严重制约，更使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融资无门。金必德考察组在温州调研时，发现当地很多中小企业只能采取不规范、高风险的民间高利贷拆借方式获得发展资金，利息有的高达3-4分。温州一市每年用于民间拆借的游资就超过2000亿元。

四是熟练技工少，产业集群急需的人力资源匮乏。中国的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多数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基础上。随着竞争日趋激烈，由于产业集群内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太少，多数人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各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以成本竞争为主，集群内不可避免地持续"价格战"，使这些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人员工资维持较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很普遍，虽然当地经济发展持续走高，但好处并没有落到产业工人头上，打工人员的平均工资10年来只涨了65元。因此，珠江三角洲地区从21世纪初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近期的"技工荒"尤为明显，使当地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满负荷生产，无法满足订单要求的工期。今年春节，深圳、东莞等地的许多企业和政府劳动部门纷纷把招工工作做到了火车站、汽车站，用人企业和单位在车站就展开了紧张激烈的"抢人战"。

五是群山无峰，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我国的产业集群绝大多数是从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发展起来的，主要集中在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有关的产业，对企业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高，产业的进入门槛低，产品多数档次不高。所以产业集群中大多数企业起点低、规模偏小，并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使产业集群中难以产生具备核心竞争力和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龙头企业。如山东文登享有"鲁绣之乡"的美誉，是全国唯一的"中国工艺家纺名城"，其工艺家纺产业集群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111亿元，年产值超千万元的家纺制革企业49家，但年产值最大4家企业只有5亿元左右，仍然属于中小企业，群山无峰无法带动产业集群在技术创新、市场开发等方面向更高层次提升。

六是原材料涨价，低成本战略受到挑战。中国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大多建立在低成本、低价格，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基础上；产业集群中个体、家庭企业小生产管理方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仅工艺设备普遍较为落后，技术水平不高，产品"低质跑量"比重大。永康五金产业由于能源价格，尤其是近年来钢材价格的快速增长，产品综合成本上升了30%以上，但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贴牌生产，价格无法相应提高，企业利润下降，产业集群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七是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影响外向型扩张。中国大多数产业集群属于劳动力低廉、生产成本低、出口价格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时时面临反倾销的压力，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威胁我国许多集群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纺织服装业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最成熟的行业之一，一直是以低价和数量在国际市场上取胜，最具出口竞争优势。但纺织服装行业面临反倾销指控的压力也最大，美国和欧洲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进口限制浪潮。而且，中国大多数纺织服装集群的产品以中低档为主，尽管一些集群开始向高端发展，还没有出现像法国巴黎那样的高级时装集群或意大利那样的高级成衣集群，同样阻碍了中国纺织服装集群的国际性扩张。

 

四、用科学发展观，做好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规划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系统的科学发展观，是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地方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招商引资，规划放活民营经济，制定产业集群扶持政策的思想基础。

　　同时，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认为，在当今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资源配置的强势地位，一定要充分掌握本地经济的特点和资源优势，运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引导经济发展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导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因势利导制定一系列搞活产业集群的政策、法规，来培育产业集群的形成，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具体而言，要做到"三到位，三有为"：一是正确引导产业"到位"，在合理配置资源上"有为"；二是在营造产业环境上"到位"，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上"有为"；三是在导入企业文化上"到位"，在城市品牌塑造上"有为"。政府有责任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经济，敏锐发现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主动做出超前的应对安排。

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认为规划产业集群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根据当地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金必德经济研究院在帮助深圳南山区、福建晋江市和山东文登市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规划时，考察市场、调研企业、座谈政府官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市场规律、掌握企业需求，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力求制定的区域产业集群规划具有良好的前瞻性、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同时，金必德在帮助深圳南山区政府、福建晋江市政府、山东文登市政府编制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规划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各级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时，都必须花大力气解决"无产业集群不富、无支柱企业不强、无名牌产品不响"的重要问题。并根据晋江市和文登市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产业集群状况提出了极具针对性发展规划和实施措施。

例如，对于处于发育期的产业集群，要着重引导产业集群龙头大企业裂变和中小企业围绕产业链聚集来加快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其一、大型企业一是要结合国有企业转制与改革的政策，利用精干主业与分离"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将核心业务之外"大而全"的非核心业务剥离出来，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资产租赁等方式转制，就近形成一个外部市场配套群体，如一汽、上汽等大型汽车制造业集团，都是把汽车生产中的上千个配件转移到专业汽车配件企业进行生产，然后围绕汽车产业链进行配套生产和总装。二是对原有零配件供应商，通过扶持和奖励的政策与措施，将它们尽可能地吸引和迁移到配套协作园区。金必德在帮助山东威海的文登市做产业集群规划时，就提出以当地汽车龙头企业东安黑豹集团为产业龙头，吸引全国的汽车配件到文登落户生产，形成山东胶东半岛轻卡生产制造基地，壮大汽车产业集群。其二、中小企业要根据本地的市场需求和产业经济特征，围绕所在产业链主动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配套。在社会化大分工、大联合的时代，一定要摒弃"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陈腐观念，积极实现产品生产的配套和协作，缩短营销半径，降低经营成本，甘做产业集群中的配角，为产业龙头企业配套，做专做强，形成"蚁群经济"。只有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分工协作，才能产生良好的群聚效应，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产业集群，要着重引导集群内发展循环经济运营模式和共创知名地域品牌来提升产业集群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其一、集群内发展循环经济运营模式一是要扶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引导综合型龙头企业紧紧围绕"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废物高效回收"的循环经济模式逐步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重点研究开发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绿色产品；二是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将污染较重的加工企业和项目向指定园区聚集，集中进行污染物处理。奖励创建以龙头企业（项目）的废物、废料为生产原料的下游企业。使园区内的企业在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的同时，降低经营成本。采用这种运用生态学规律，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将会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二、品牌代表着区域生产体系的竞争力，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共同构成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但是，只有区域品牌才能成为区域内所有企业发展的共同资源。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建设产业集群的品牌，一是政企合作，扩大龙头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产业集群品牌化；二是组织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以产业优势为依托，以地方特色为旗帜，共同塑造区域品牌

对于处于升级期的产业集群，要着重引导产业技术创新和融入国际产业链来开创产业集群新的市场空间和核心竞争力。其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完善科技发展体系。首先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抓好企业技术中心和行业技术中心建设，力争培植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企业集团。要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一批名牌大学、科研院所到当地设立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和服务中心，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福建晋江市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屋建瓴，花大力气引入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在晋江进行新产品技术转让，与名牌大学共同成立科技产品孵化器，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同时，要坚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其二、产业集群的升级，要遵循"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跃升"的思路。形象地讲，就是要一步一步地形成"根脉在当地、总部在当地、决策在当地；市场在全国、车间在全国、资源在全国；市场在全球、车间在全球、资源在全球"大经济、打市场的发展格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不断优化产业环境、引导生产要素集聚的同时，要通过政企互动，紧紧把握品牌经营、资本经营和文化经营这三个战略重点，引导企业在完善诚信系统的基础上对接国际标准、进入主流商圈，在理性创新制度的基础上参与合作竞争、实现结盟制胜，在锻造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核心价值、打造"百年老店"。

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作为中国各级城市政府外聘的经济发展顾问，以政府参谋部的形式，在帮助深圳、福建、山东等地方城市政府进行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发展规划过程中发现，当地政府在引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工作中，仅有一份优秀的规划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观念上的大解放、思想上的大转变，从服务型的政府向服务引导型政府转变，实现政企互动。并科学的制定一整套鼓励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和引导措施，把区域内所有的资源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发展产业集群的潮流之中。晋江市和文登市引入外脑，与专家合作在全国率先完成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的同时，都出台了一整套极具实用价值的产业集群发展配套扶持政策，把土地、电力、资金等稀缺资源坚决地向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倾斜，对产业集群中为区域品牌塑造和技术创新做出重大贡献的骨干企业和个人进行重奖。同时，扶持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作为产业集群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进行培育，为吸引和集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优秀人才到产业集群中工作和创业制定了各项优惠措施。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为"工业立市"向"产业集群立市"转变产生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后记

2005年7月，应当地政府的邀请，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沈青先生陪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和专家到河南省进行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的调研考察。考察工作结束后，我们在整理调研资料过程中，不免与前次"产业集群万里行"调研的资料进行了对比。

以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最成熟的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已有销售规模1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519个，总产值约60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80万，企业总数23.68万个。其中，1-10亿元的372个，10-50亿元的118个，50-100亿元的26个，超过100亿元的已有3个。而河南全省目前成规模的产业集群只有20多个，同年达到10亿元规模的只有10家左右，总的产出规模也就是100多亿元。另外，浙江省产业集群在地区分布上已是全面开花，全省86个县(市)中的85个有成规模的集群，而河南省有成规模集群的县(市)还不到全省的五分之一。河南与浙江生产总值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几百亿元扩大到目前的2200多亿元。产业层次和活力的差距更是超过了数字的对比。

对比之下，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两地产业集群发展上的巨大落差。因此，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只有大力发展产业集群，降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加强对区域社会资源的整合，优化产业环境，通过培育产业集群培植经济增长点，为实现中西部地区快速崛起积蓄内生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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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产业集群成就印度软件产业领先世界。

近二十年来，计算机软件业在印度以强劲的增长势头迅猛发展。据世界银行的有关调查评估显示，印度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根据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并于1991年6月首先在印度著名的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优惠政策大大刺激了国内外投资。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信息业公司，如微软、英特尔、苹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门子、惠普、康柏、摩托罗拉、奥瑞克公司、太阳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等都在印度设有研制中心和生产基地。一些公司甚至己经把它们在全球一半以上的软件研究和开发项目转移到印度进行。从而在班加罗尔形成了软件业的产业集群，该产业集群不断扩散推进，形成全国的软件技术网络。到目前为止，该地域的注册公司由 1992年初的142家发展到现在的5552家。软件年出口额从初建时的5．l亿卢比增加到2002的3160．7亿卢比，增长了600多倍，占印度计算机软件总出口额的70％。班加罗尔己成为印度软件之都，吸引了海内外400多家著名信息技术业公司，被誉为世界十大硅谷之一。

班加罗尔地区之所以能够获取如此巨大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该地区计算机软件产业中能够不断衍生出许多新的企业，而这些新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衍生出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新的企业无论是创建人还是经营管理者和熟练工人都源于产业集群内部的原有的各个企业，他们自身已经通过学习，具备本产业发展的各种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对比，在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内部这种学习效用不但大大降低了集群中新衍生出来的同类企业的创业门槛，而且这种创业门槛的阐氏在外向型经济中表现得更加的明显。这无疑增强了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动力。

班加罗尔的地方政府，出台了十分严厉的打击盗版软件以及强有力的保证软件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并建立了相应的软件品质平间指标体系，如SEI－CMM的指标评鉴等，IT产业部更实际负起考核品质、测试软件的责任，这些指标严格要求软件的交件程序、品质，企业也通过取得认证来夯实管理基础。同时，班加罗尔的软件企业还自行成立了软件业协会等地方性行会性质的机构，对本产业集群内部做出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来规范行业内的企业行为，并处理来自本集群外部的损害本产业集群利益的市场欺诈行为。由于在对抗市场欺诈行为不是集群中的各个独立的企业，而是代表整个集群利益的企业合作组织，这就保证了集群不但有能力处理这种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和威慑性。

由此可见产业集群战略是印度软件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产业集群存在着良好的内在经济效应，从而使得印度的软件业能够产生强大的竞争力。

 

案例二  台湾IC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作用

提到台湾的IC产业，人们必然想到的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除了南亚科技的工厂建在南莰，联华电子（TSMC）的一个工厂租用工研院的VLSI实验室外，所有的IC工厂都在这个园区。这个科学园是由台湾省政府规划建成，并于1980年开始运行的。它的目的是吸引高科技跨国公司来台设子公司，藉以吸引外国技术，提高本地的就业机会，促进货物出口，从而使产业升级。但后来竹科却发展成为台湾本土IC厂商，而非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聚集地。

根据政府的政策、厂商的形成以及私人部门的投资行为，可以将台湾的IC产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划分为5个阶段：1974-1979年（政府推动期）；1980-1983年（本土公司的开始）；1984-1988年（电子所衍生公司）；1989-1994年（回流人才创设公司期）；1995年至今（动态随机内存制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在IC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继续削弱。政府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与私营部门比较都不再具有优势，无法再对这一产业产生支配作用。从台湾的IC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作用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变化。

70年代中期，在一些海外华人工程师的建议下，台湾政府决定派人到美国RCA公司接受技术转移的培训。借由RCA转移回来的技术，工研院电子所建立了实验工场。政府由此推动第一期电子工业发展计划（1975-1979）。在80年代，电子所衍生了一批本土的IC公司：联华电子（TSMC）、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UMC）、台湾光罩公司等。

台湾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鼓励在海外，特别是在硅谷的华人工程师回台湾创业。这些措施包括在美国邀请华人投资者在台湾建立风险基金业务、建立通讯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和中国发展基金（China Development Fund），从而为 1800多家公司提供了风险投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吸引在美国创业的台湾企业家和在硅谷地方政府工作的台湾人回来，参与、支持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台湾的一些机构还积极地与海外的华人工程师联系，出钱让他们参加台湾的技术讨论会，或在政府或科研机构中给他们很高的职位，台湾教育部甚至给那些愿意回台湾永久定居的工程师买回程的机票。

根据园区管理局统计，至1994年止，有超过半数即77家高科技公司是由海外人才回台创建的，到1998年底，共有2859个海外人员回流到园区，他们多半来自硅谷。由硅谷回流的人才向台湾厂产业传播了主要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方式。首先，海外的台湾工程师帮助技术部门制定产业战略和政策。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台湾开创和经营半导体和个人计算机（PC）公司，其余的也都与台湾建立了商业联系。这些基于美国的工程师提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政策建议，为台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太平洋的两岸的工程师、企业家、行政人员和官员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个人与专业合作联系。换而言之，硅谷的回流人才对于台湾的IC生产系统而言，主要扮演着"创新者"的角色，引进新的技术经验与经营形式，促使了台湾企业组织模式的变化，产生了专业代工、垂直分离的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形成触媒，带动了厂商整体的发展。

那些仍然留在美国的海外华人也与台湾的技术部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硅谷的华人工程师成立了Monte Jade科学与技术协会，旨在促进台湾与美国之间技术、投资的互动与合作。越来越多高度"流动"的工程师开始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工作，定期地往来于太平洋两岸。这些"空中飞人"具有专业的语言和交际能力，在两地间传达着技术知识、合同、资金、各种机会和市场的最新信息。正是由那些回流的人才、"空中飞人"和在美国的华人工程师紧密结合而成的共同体领导着台湾的IC产业不断升级。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彼此信任、相互认同，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加速了两地之间技术和市场信息的流动。

园区内的IC产业以垂直分工的形态、互动的学习网络和大量公共机构的根植为特征。厂商专长于整个生产流程的某个阶段，而通过外包分工协作方式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厂商在与供货商、客户的合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学习和交流，各类人才在科学园区内自由地流动，随时随地与他们的同学或同事们讨论和交流各种技术和商业的信息；为了避免在技术上被死锁，竹科与美国硅谷之间频繁地进行着人才交流和技术转移，增强了台湾IC产业的学习能力，从而显示了弹性专精和合作学习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

台湾作为发展中地区，在IC生产上是后来者，其优势是建立在学习型网络和强烈的地方政府干预的基础之上的。台湾的IC生产系统以垂直分离、学习网络和大量机构的根植为特点。台湾省政府对台湾IC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不是通过官僚机构而是通过选择海外华人技术顾问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领导作用很快地被发展迅速的跨国的技术与人才联系所取代。与此同时，网络型的生产系统促进了各个公司之间的相互学习，密集的社会联系和流动型的劳动力市场也增强了区域内的技术创新能力。

 

案例三  意大利制鞋产业集群发达国家传统产业保持优势的标本

意大利北部布伦塔河岸的制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268年建立了制鞋业协会，1898年设立了第一个机械制鞋厂，1923年建立了第一个制鞋业学校。布伦塔河的制鞋业目前有生产企业444家，雇佣人员8000人，如果包括相关产业，则有866个企业，雇佣员工达14000人。皮鞋产业在布伦塔地区具有重要地位，占本地区企业总数的63％，占雇佣总人数的42％。目前，布伦塔河地区的皮鞋产量在2000万双，其中87％是出口的，年销售收入16亿美元。

仔细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发现这14000员工的产出高达16亿欧元，人均产出达11万欧元，也就是人均的产值达110万人民币，这在中国同行业企业中是难以想象的。再来看皮鞋的出厂单价，2000万双鞋的产值达16亿欧元，平均单价达80欧元（估计为我国皮鞋出厂单价的5倍以上），这是皮鞋的批发价格，而在零售店里的售价均在200欧元以上，最高单价甚至在1000欧元以上。
　　布伦塔河制鞋业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是不是布伦塔河的制鞋业拥有许多知名品牌，或者有知名的跨国公司？答案却是否定的。布伦塔河企业的平均人数不足20人，100人以上的企业就是特大型企业。企业之间的分工非常细致，一双皮鞋一般要经过10多个工厂的联合加工才能完成。但凡是世界顶级品牌，一般都在布伦塔河"OEM"，而布伦塔河企业本身并没有顶级品牌，换句话说，布伦塔河是世界名牌皮鞋的贴牌生产中心、设计中心、信息中心，更直接地说是"制造中心"。然而，最值钱的品牌可能应是"布伦塔河制造"。

 

（作者：曹胜红，北京金必德经济管理研究院产业研究室主任、北京金必德企业管理顾问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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