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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5 19:11:00

闲聊 “国学”和管理

  

 

闲聊 “国学”和管理

近来国学热得不得了,但笔者依然感觉这种热好似气象学里夏天的“干热风”,实与国学无关。

什么是国学?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

有人以为是像国语一样,与方言对立的。实际上不是的,而是像国画一样,国画是中国画,国学既然是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只要在中国读书,多少都学过。没上过学的人,起码也熏陶过。

从千年历史中走来的古老国学,如今突然又“火”了起来。“国学与管理”相结合的讨论不绝于耳,各种“总裁国学班”也顺势而生。然而,对此击节赞赏者有之,冷观质疑者亦有之。国学之于管理,究竟是附庸风雅的应景之作,还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必然之需?

关于国学与管理的结合(先不说怎样结合),最近颇多争论。有人说国学等于管理,因为国学是用来“管人”的。(这是谁的Mission Statement?孔子、孟子、荀子都没有这样说过。)有人说国学是“大智慧”,把大智慧定义为管理,简直是把国学妖魔化。(难道管理不是大智慧,而是小把戏吗?)

这样的争论就像中国的许多争论一样,一边好像俗不可耐,只有形而下的关怀;另一边却总是给人以瞧不起实践的印象,显得只有圣人情操,没有王者作为。恕笔者直言,这样的争论和80年代“姓资姓社”的争论一样,对正在建设全球增幅最大、机会和风险可能也最大的经济的中国企业家、经理人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们太忙了,消受不了连篇累牍的高谈阔论;他们需要真正的大智慧。

首先必须严正指出:把管理定义为“管人”也是对管理的妖魔化。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管理的结果。管理也需要大智慧;以为不受大智慧指引和约束的管理都只不过是“瞎搞”,都会像一切昏庸、腐败的旧朝廷一样,逃脱不了破产和失败的厄运。

稍微年长的人或会记得,文革期间曾把政治定义为专政,把孔孟之道污蔑为统治者的帮凶,同时也把企业管理指责为“管、卡、压”,应由政治运动取代,这些其实都是同一条荒诞逻辑的延伸。从那时到现在已40年,仍有人沿着这条逻辑去说话则更加荒诞。

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成就,就在于揭示了基督教文明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虽然韦氏的学问屡屡受到质疑,人们也没有必要钻文化决定论的牛角尖,但事实上也没有人能颠覆他的基本理论。按照当今学者的认识,不论基督教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如何定义,它起码是造成当时历史变革的那场“完美风暴”中的一个风暴。(记得电影《完美风暴》吗?它是由好几个风暴结合在一起才形成的。)没有文化的支持,就难以想像经济(以及千百万人的千百万种经济活动)具有独特的、别人不可比拟的价值,更不会有一种大框架来约束人们的基本愿望、基本利益和基本关系。

不论一个国家里的法律条文怎样受到不断变换的政府规章的干预,其司法制度又是怎样的不讲情面或无效,在社会层面,这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信任或不信任、满意或不满意、交换或不交换、联合或不联合,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的文化来定义的。即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的商业法律都遵循、比照着同样的法理体系,日常的司法执行也会受到来自文化的,特别是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的干预。当今世界上,凡是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经济效益不佳的企业都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相冲突的痕迹。在西方学者所称的“失败国家”和”失败企业”,这种矛盾也往往最严重。

然而正如韦伯指出的,在任何一个社会,至少需要文化与经济碰巧在同一轨道运行,才有可能让那么多人集中精力和热情去追求发展,创造它的超常纪录。在微观层面上,甚至在单个企业中,各学科的研究都已证明: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心理的因素,能对企业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Community),所以它永远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而我作为管理咨询者所领悟到的神学,要远远超过先前受过的宗教教育。”(Drucker,The Daily Drucker)这不应理解为仅仅谈美国企业(那里大量员工都是教徒),而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判断。

大智慧大在哪里呀?对国学的宽泛定义,可以认为是中国的经典学述,即在经典时代(诸子百家)形成的关于道德和智慧学问的总和。

国学之大,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大融会。首先是与实践的融会。单单是中国书店里,卖管理书籍的地方也卖国学经典这一现象,就有它的独特意义。它反映了国学有一种与实践相亲近的特性。它比西方哲学更接近日常生活,更容易也更有赖于在实践中融会贯通。从《论语》开始,先秦哲人就以常伦来说道理,加上兵家、医家、农家朴素学风的浸染,再加上后来宗教通俗哲学的影响,中国国学一直重视对具体事件的解析,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案例教学,整个“二十四史”可以说就是一个国学的案例库。

国学也从不关心征服异教徒的问题,对君子、小人的区别也主要在于个人修养和德行(而不在于血统或出身),它便成为一个超出一般定义的宗教的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不承认异教徒,也不承认边缘人,也不强加任何类似偶像的精神代理。

大原则。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国学坚持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做人、为政的大原则。这些大原则凝聚了人类各大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诲。

国学特别强调个人的独处、反省能力。西方学者也说反省思维(Self-Reflective Thinking)是在自由选择的时代,个人坚持道德生活的惟一手段。中国先贤提出的反省三原则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尤其具有现代意义。

大智慧。国学从道德的主轴延伸出极丰富的实践智慧。不错,这些智慧并不纠缠什么商战先机、炒股妙法、谈判技巧、公关秘笈,它们讲的东西绝对是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不是空道理或其实本不存在的废道理,也不仅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一再追问、反复定义的,属于终极哲理的问题。尽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但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坚持形而上的大原则前提下,如何排除困难、顺利进取,取得形而下的成功。国学是一门探讨如何做正确事的学问。

大成就。国学强调现世作为和不朽功名。以道德情操变为对现世成就的追求,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契机,也是精神转化为物质(或物质的文化)的一道门槛。因而国学鼓励所有超越自我的努力,崇敬任何具有三不朽意义的事业。但那些最具感召力的案例,那些历代士人景仰的成功者,全都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重任的大英雄。他们的事迹将伴随国学典籍一道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在很多其他领域里,尤其是在讨论纯学术问题的时候,每当人们说起国学,总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以所谓西学作为对立。但在讨论管理问题的时候,这种国学、西学的对立却很少有人纠缠,宣扬以一方将另一方取而代之的更几乎不曾见。这应该被认为是管理学比别的学科做得更成功的地方。

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西方学术(包括管理研究)功底深厚,实践积累也多,中国人改革开放不到30年,现仍处在一个引进、消化,而后翻新、创造的阶段。

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个潜在的文化上的共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文化,但不论中西,凡是要把人们组织起来开创一个事业,都需要追溯和体现各自文化里的道德价值。这些道德价值无孰优孰劣之分,即使彼国人不能完全理解,要想在此国发展企业,也必须尊重;反之亦然。任何有成就的跨国生意、跨国企业,一定是要建立在彼此容纳、彼此学习,甚至彼此发挥的基础上的。

这也充分反映出:以人际关系而论,管理是一个比虚心、比大器的艺术。近年来西方管理学大师屡屡将管理称为艺术(Liberal Art),且覆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在组织学和领导力研究的意义上,将它定义为比虚心、比大器的艺术应不足为过。

 笔者常想,孔子把“学而时习”与“欢迎远朋”一并放在《论语》开篇,必有其深远意义,可谓微言大义,后人不可不察。相比这样的伟大器量,那些动辄否定洋人或否定传统的现代人(尤其以发表这种言论为学术的人),或许都只能被视为“不肖”。

 在学习国学热中,也有点滴心得。

《大学》里有这样一句话:“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本问题未解决而枝节问题处理好的情况并不存在。对企业管理而言,什么是根本问题呢?那就是企业家的精神和心态。

企业如果选错了增长点,你就面临双重的危险: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冒着偏离核心业务并将它置于不受保护的境地的风险。核心业务就是当前为企业提供主要现金流的业务。核心业务常常还有一些增长的潜能,但最终将耗尽余力,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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