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博客 > 上善若水·萧秋水 > 08.收藏 > [推荐]关注地震的次生危害 (入选推荐日志,加10币)
2008-5-13 13:57:15

[推荐]关注地震的次生危害 (入选推荐日志,加10币)

地震已经发生,时光不可倒流,不可抗力无法阻挡,但是在地震发生后,并非不可作为,还有一系列事情,值得关注,防患于未然,仍然有效。

据网摘:

地震后往往产生次生灾害,最主要的有哪些?
次生灾害一般是指地震强烈震动后,以震动的破坏后果为导因而引起的一系列其它灾害。例如,地震发生时,震动使水库大坝破坏,造成溃坝而引起水灾;震动使化工企业的 管道出现断裂,造成有毒危险物质溢出,引起新的灾害。地震次生灾害种类很多,有火灾、毒气污染、细菌污染、水灾、放射性污染、滑坡、海啸、瘟疫等,这些灾 害可称作物理性次生灾害。还有一类次生灾害称心理性次生灾害,如震时或震后盲目避震、盲目搭建防震棚等引起伤亡和损失。

从大量的震例来看,最主要的地震次生灾害有:火灾。常由地震震动造成炉具倒塌、漏电、漏气及易燃易爆物品等引起。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横滨 市有208处同时起火;因消防设备和水管被震坏,火灾无法扑灭,几乎全市被烧光。这种次生灾害多发生在城市。地震滑波和泥石流灾害。这种灾害多发生在山 区、雨季。1933年8月25日四川迭溪7.4级地震,迭溪城被地震时山体的滑坡所毁灭;又因附近的岷江山体崩塌堵塞而蓄水,1个多月后,大量蓄水把堵塞 坝冲垮,使下游酿成大水灾。地震海啸。地震海啸是海底地震时海底地形剧烈升降变动,引起海水强烈扰动形成的长波大浪。1960年5月22日智利8.9级地 震引起的海啸,浪头高达30米,海浪以每小时600-700公里的速度向西横扫太平洋,使日本1000多处住宅被冲走


另一次生灾害,应是心理重建。不须讳言,灾害使得人的心理极其脆弱,失去亲人的痛苦,可能在长年里缠绕不去,这时候,他们需要心理辅导,而目前国内对此尚有所欠缺。

我搜集了两篇相关文章,放在这里,希望能够起到一点作用:

心理干预也是一种灾后重建         
 

2006年08月14日 08:25:00             来源:红网

   丁刘全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什么东西了,这个12岁的孩子在10日“桑美”台风袭击这一夜,一下子失去了4位亲人。灾难之后,有许多心灵像小刘全一样被痛苦 包裹,一支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的心理干预小分队12日一早奔赴温州苍南县,对遭受台风“桑美”袭击后的当地群众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这也是浙江省政府 首次组织专家对台风受灾群众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海峡都市报》8月13日)
   
    台风“桑美”走了,但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则无法抹掉心灵创伤,更需要心理上的慰藉。在这种背景下,浙江省政府首次组织专家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干预,意义非同寻常。
   
    灾后,大都很重视重建家园,换句话讲,政府把大部分时间、精力和财力放在了“物质救灾”上,而对灾民的“心理救灾”往往被忽略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干预也是也是另一种灾后重建,如果不重视这一点,有些受灾群体无法摆脱“创伤后遗障碍”,进而会出现各种过激行为。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一个没有进行灾后心理干预的实例。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后,当5000万元的巨额赔款突然降临到人均年收入仅仅1600元的贫困山村时,因 为没有心理干预的及时介入,一场道德危机前所未有地发生了:许多村民纷纷加入赌钱的行列,**的后面挂着遇难死去的亲人遗照;为了争养在灾难中父母双亡而 得到赔偿的孤儿,亲戚间大打出手;为了获得赔偿款,母亲亲手毒死了灾难中幸存的瘫儿;家里死了7口人、一夜间成为百万富翁的老汉成了单身女人争嫁的对象。 (《每日新报》2004年7月28日)
   
    纵 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大都建立起完整的灾后心理干预体系。比如说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就把很大一笔钱花在矫正灾难对生者造成的 恐慌、焦虑和臆想中,同时纽约市教育局派出资深学校心理学家,逐校与学生、家长谈心,耐心进行心理辅导,排解人们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反观国内,我国缺乏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和运作机制,缺乏心理援助的内容,同时,心理干预方面的人员十分紧缺。仅靠几个专家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从法律上确定心理干预的必要性。再者,心理救援不仅是专家的治疗,应当有更宽泛的概念,是一项全社会的活动。比如说,亲友、邻里的帮助、安慰更加日常,更加长远。和睦的人际关系,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不啻为我们中国人心理救援的良方。
   
    虽然此次实施“心理干预”的几十名专家,对受灾面积巨大的灾区群众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严重供不应求,但笔者以为,这是心理干预良好的肇始。因为,这不仅体现政府对受灾群众的人文关怀,更对国内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会起到启蒙作用。[吴睿鸫]


灾后心理干预:重建心灵家园


(2006-08-22 16:27:48)

编者小语
在灾难中死去的人是不幸的,而他们把更大的不幸留给了活着的人们。一场灾难给生者内心留下的,也许是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痕。灾后的恢复建设中,心灵的重建同样重要。
唐山地震后,“精神废墟”的概念首次被提出。近年来,灾后心理干预作为一项新兴事业,逐渐走进了各种灾难的发生现场,为受伤的心灵搭建起一座座心灵家园。
7月20日,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一场学术研讨会在这里悄然拉开序幕。会议的主题对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字眼:全国群体性灾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此时距离7月28日还有短短的8天。
“唐山地震是人类史上一次特大的自然灾害,震后人群心理卫生的研究对我国群体性灾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意义重大。在纪念唐山抗震30周年之际,在这里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意义非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员、中南大学乡雅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杨德森说。
在众多与会者的眼中,这是一次特殊的抗震纪念活动。


1、“地震造成的伤害并未因为大地震的停止而终止


■“每到7·28前后,这对老夫妇都要大病一场”
来参加会议的原开滦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在读博士徐广明向记者讲起一个病例: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后。大雨滂沱,大地一片荒芜。
漆黑的夜色中,一对夫妇手拿铁锹在废墟上疯狂地挖掘,嘴里反复叨念着儿女的名字,仿佛看到了他们,而且完全不顾旁人的阻拦。而此时,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早已经在地震中遇难。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一周。几年后,这对夫妇又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每年的7月28日前后,这对夫妇就心乱如麻,如万箭穿心般痛苦。那几天中,他们不看电视报纸,不听广播,不愿触及任何与7·28地震相关的信息。用他们的话说:“每到7·28前后,我们都要大病一场!”
“这是我们在做地震灾害心理卫生远期后果研究中发现的典型病例。他们所表现出的否认回避事实、幻听、幻觉等症状,在精神病学上叫做应激障碍,是经历灾难事件后留下的一种精神创伤。”徐广明说。
据1978年8月唐山市精神病院一份普查结果表明,在两年时间里,该院确认因地震造成 的极度痛苦、悲哀或恐惧而导致反应性精神病108例,占各类精神病的2.4%,这些患者呈现出突发的震灾致病特点,病情以反应性抑郁为多,约占40%;次 为反应朦胧,约占25%;并伴有巨大精神创伤导致自杀行为。


■20年后,她突然不敢乘汽车了
1997年的一天,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症病区主任于振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病号。这位40岁的吴姓中年妇女走进诊室时,显得神色紧张,进来后先拧了一下门把手,又环顾了房间四周,这才放心坐下。
吴女士是一名矿工。一年前的一天,她出差到南方。晚上,宾馆房间突然停电,顿时一片漆黑。这骤然的变化仿佛激活了吴女士体内所有的恐惧细胞,她像疯了一样从床上跳起来,四处找门,最后夺门而逃。
此后的一年中,吴女士每到一个封闭的环境,都恐惧万分,害怕自己出不去,每到别人家 中,都要先看好门在哪里,拧一下把手能否开开。矿上的小火车窗户都装有铁栏杆,车一开动,她立刻感觉心慌、窒息,甚至要发疯。于是,她拒绝乘坐汽车、火 车,避免进入任何封闭的空间,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
主治医师于振剑在了解病情时,注意到一个事实:吴女士在大地震时曾被掩埋在废墟中,当时她感觉漆黑一片,仿佛与世隔绝。后来她被救了出来,家人中有人不幸遇难。
“这是场所恐怖伴有惊恐发作,属于神经症。这种恐惧背后的潜在因素就是20年前的地震。由于当时她把恐惧悲伤情感压抑了下来,没有完全释放,而20年后,当遭遇到类似情景时,地震带给她的心理伤害终于爆发了。”于振剑说。
震灾给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往往是长期的。1996年地震发生20周年时,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1813人中,有402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占22.1%。“地震的震动不过十几秒钟时间,地震造成的伤害却并未由于大地震动的停止而终止”。


2、缺失心理援助的灾后援助,是不完整的援助


■“当时若有人听听她的心里话多好啊!”
在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的心中,始终留有一个遗憾。
震后的第三天,幸存下来的王子平目睹了邻居的不幸:对面那家一位年轻的女孩自杀身亡。 而就在地震当天下午,王子平还在大沟边上遇到了这个女孩。当时,她正和大家一起,扒救被埋在废墟中的居民,浑身沾满鲜血,疲惫而憔悴。没想到,三天后竟传 来了女孩的死讯。关于她的自杀始终没有一个解释。
多年之后,一直从事地震社会学研究的王子平教授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位女青年寻短见的缘由并非仅仅是个人的,而是地震发生后,人的精神世界崩溃、破灭的具体体现。
一场严重的地震对人的伤害是立体的,在伤及人的生理的同时,也会对精神世界造成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在地震发生之后会继续形成。对人精神的严重破坏会使精神世界瓦解,从而造成一种精神的废墟。”王子平说。
然而在当时的唐山,人们忙于重建家园之时,如何在‘精神废墟’上重建心灵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当时若有人听听她的心里话多好啊!也许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王子平感慨道。他一直觉得,这是那个女孩的遗憾,也是所有关心她的人的遗憾。


■“看到解放军,我心里踏实多了”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上午10时多,当时在地委机关工作的张宝威被埋在废墟中已经30多个小时。
“起先我听到我老婆哭着在叫我,后来就一点点没声音了,当时四周一片漆黑,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张宝威回忆,地震发生时由于自己反应较快,拉着妻子一骨碌滚到了床下,躲过了塌下来的房梁,夫妻二人都未受伤。但当救援部队把他们二人救出时,妻子已经死亡。
“其实根本没砸着我们俩,她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点伤,纯粹是连憋带惊吓才死的。”张宝威说,妻子平时就胆小,而当时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击懵了。
张宝威是被第一批赶到的部队救出的,他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就听见几个人在上面喊,同志,坚持住!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亮光透了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拽了出来。”
在以后的多年里,张宝威经常对人讲起这段经历。他说,在废墟中等待救援的时间里,自己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和勇气,恐惧、绝望的情绪使他几乎坚持不下去,“直到看见了解放军同志,一下子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张宝威的感受也是灾难中众多唐山人共同的感受。河北理工大学地震社会学研究课题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震灾初期,灾区人民最迫切、最普遍的愿望,是尽快与外界沟通联系,以消除内心的“孤独感”、“失落感”、“遗弃感”等消极情绪。而使人的“震后心情开始平静的事件”,有52.9%人回答是“解放军开赴救灾第一线”,有29.1%的人回答是“听到党中央慰问电”。
很多唐山人都有这样的记忆,遭受了自身伤残或家毁人亡的重创之后的人们,在极度痛苦中没有落下一滴眼泪,而当无线电波中传来了《东方红》乐曲声的时候,他们却忍不住热泪横流……


3、心理危机干预呼唤专业知识和技能
■“心理干预工作者应出现在灾难第一现场”
“心理干预工作者应出现在灾难第一现场”———7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 所公共卫生事业部主任、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常务副主任马弘在题为“群体性灾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之路”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曾多次参与国内历次灾难 的现场心理救援工作,马弘感触颇深。
她的讲解中,幻灯片展示了人们熟悉的一幕:2005年6月10日下午,牡丹江沙兰遭遇暴洪,117人遇难。其中小学生死亡105人,受伤57人。
当时,由马弘率领的心理援助小组立刻赶到沙兰。以小学生为重点,他们展开了对灾后人群的心理评估,从中筛查心理危机高危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
在医生面前,一个9岁男孩反复说:“我的同学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要是当时我拉住他,就没事了。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他说呢。”在灾难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旁边一个要好的同学被洪水冲走。之后,他处于强烈的紧张内疚中,一直无法控制地想起自己的伙伴。
医生们诊断,这个男孩出现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并决定由一个医生扮演同学,和他对话,令他彻底告别这段伤心的历史。
“你走了,我都没有人玩了。”
“我没法和你玩了,但希望你和其他人玩,和更多的人玩。”
“我也没有心思学习了。”
“那可不行,我不能学习了,你要替我好好地学习。”
……
“那我要走了,再见。”
“再见。”
对话结束,男孩长出了一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阿姨,我觉得自己好了。”


■社会呼唤拥有专业知识的心理干预工作志愿者
马弘教授在心理危机干预专业讲座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灾难事故发生后,丈夫生死未卜,妻子以泪洗面。于是单位领导、亲戚朋友陆续前来探望、慰问。对于这位丈夫的凶多吉少,大家自然心知肚明,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众口一词劝他的妻子:“凡事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相信你丈夫一定会没事的”……
马教授说,这种善意的诱导很可能会加重对被干预者的伤害,因为这会加大残酷的事实与美好的愿望之间的反差。他认为,对灾难事件中的亲历者进行精神抚慰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所谓“劝人要能够劝到心里。”
对于非专业人士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开滦精神卫生中心张本院长表示理解,同时他还提 出,唐山作为煤炭工业矿区,从事井下高危作业人群相对集中,单位工作人员、亲友等非专业人士自发或非自觉从事心理干预行为的几率较高,在目前危机心理干预 专业队伍还有待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做好非专业人士的培训工作尤为重要。
                撰稿:汤润清 解丽达编辑:张许峰 图片:汤润清等



链接
中国灾难心理危机干预历程
据了解,我国心理专家的心理干预始于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宾馆发生火灾,323人死亡。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应邀派人参加了与烧伤等科专家共同组成的抢救组,对伤亡者家属的心理危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干预工作。
此后,长江洪水、张北地震现场、河南洛阳大火、石家庄爆炸、大连5·7空难等灾难现 场,也出现了有组织的心理干预专家组。1992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成立。北京、杭州、深圳、南京等城市陆续成立了政府财政支持的灾后 精神干预中心,为受灾群众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服务。
在国务院制订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2010年)》中,明确规定:“发生重大灾难后,当地应进行精神卫生干预,并展开受灾人群心理应急救援工作,使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访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
正视灾难对人类的心理影响
7月21日,记者采访了前来参加全国群体性灾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研讨会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
记者:对于公众来说,灾后心理干预是一个新名词,您能否从专业角度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肖水源:灾后的心理治疗一般是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的治疗。指人在遭逢重大的变故,受到强烈刺激后产生的一系列综合性障碍。
对PTSD的防治就是灾后心理防治,即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社会方面的服务,帮助遇难、受害者家属和相关人员宣泄心中的悲伤,恢复心理平衡,开始新的生活,心理学家所从事的这类工作的学名叫“危机干预”。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灾后心理干预?如果不及时干预,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肖水源:一场大灾难刺激后,无论心理素质多强的人,都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这种影响的程度视灾难本身和个体而有所不同。有的个体在灾后如果不及时治疗,产生的应激障碍会伴随终生,引起性格的改变,甚至走向自杀或犯罪等极端。
记者:30年前那场大地震给唐山人民的心灵留下深重的创伤。3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心理干预研究与实践发展现状如何?
肖水源:心理危机干预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广义上讲,任何干预措施都会对受灾人群产生影响。唐山大地震时,救援人员的到来,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全国各地的支援,都在精神上给唐山灾民以鼓舞,这些都可起到干预的作用。
30年来,我国的心理干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那种自发的心理干预渐渐发展为一种专业的、政府有组织的干预。
记者:进行灾后心理干预,我们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肖水源: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灾难发生后,政府要提供准确的信息,平息谣言,安定民心。来自社会各界的救灾人员要对灾民提供安全保证和精神支持,消除他们的孤独感,使他们意识到不是在“孤军奋战”。心理援助专家应赶到灾难现场,当人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他们还应对灾民进行心理评估,筛查出PTSD高危者,对特殊人群给予特殊关注。


        
         
让人们了解震灾,筑起面对灾难突然来袭的第一道心理防线。

推荐到鲜果: 查阅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大事要闻 汶川地震

评论


谢谢秋水JJ的详细阐述,虽然身在SZX的我无法给CTU那里的家人做任何行动上的支持,不过将此信息pass给他们,也至少能减少部分担忧!
今次震灾何其强大,而信奉人定胜天的华夏儿女定能战胜浩劫,重开天地!!

发布者 匿名用户
2008-5-13 14:04:25


原藉河南,身在澳洲的一位朋友推荐的文章:

Resilience after a disaster


By Steven Gregor, InPsych production editor

The long-term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Boxing Day tsunami may well prove to be more devastating than the physical effects, with survivors experiencing grief, guilt _and fear. Psychologist, Father Paul Satkunanayagam, speak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experienced by many survivors in eastern Sri Lanka, reported in The Australian soon after the disaster: “It is the worst trauma I have seen in my 30 years of experience. They (the survivors) are in despair; they have lost everything _and can see no future; they are losing the will to live.”

In an official statement released soon after the disaster, the APS acknowledged that many people, both at home _and in the affected regions, will need to seek counselling in the long-term. However, based on experience from a variety of disaster situations, such as bushfires, floods _and the Bali bombing, Australian experts know that what people need now (after the initial, immediate needs such as food, water _and shelter have been met) is basic comforting _and an outlet to talk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if they want it. Psycholog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it may not be especially helpful to rush in _and insist that people talk or “debrief” when they are struggling with basic survival. However, many people will require help later – survivor guilt is common, while others will feel abandoned, angry _and perhaps suffer flashbacks.

Father Satkunanayagam’s reported first h_and observations of the Sri Lankan experience concur. “They (the survivors) are suffering from nightmares _and flashbacks of the wave. They have the guilt of surviving when others did not.”

Associate Professor Harry Minas,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Mental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elieve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tsunami disaster will be immense for many survivors. He identifies several main reasons for this, namely the “loss of family members _and friends, loss of homes _and material possessions, loss of means for earning a livelihood, dislocation _and temporary resettlement in refugee camps, _and the profound uncertainty _and loss of a predictable _and secure future.

“For many there will be guilt, anger _and bewilderment. In the chaotic situation that has resulted from the disaster, criminal _and violent behaviour can flourish _and there will b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personal safety. Violence within families _and risk-taking behaviour, particularly among adolescents, including unsafe sexual behaviours _and substance abuse, may also be expected to increase,” he said.

As people _and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the tsunami assess the devastation, try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loss, _and begin to rebuild their lives, attention must turn to the future _and the inevitable question: how can people _and communities recover after such a disaster?

Guidelines assessing disaster resilience _and vulnerability produced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EMA) (Buckle, Marsh & Smale, 2001) suggest the magnitude _and duration of any psychological effects experienced post-disaster should be prepared for by identifying potential disasters, examining their potential impact, _and by identifying vulnerability _and potential level of resilience among people _and communities. “Resilience _an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is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ning. However,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assessment, or community audit, will capture every potential need or identify every person who, in some circumstance, may be exposed to a risk or to the possibility of some loss.”

Impact assessment
How can communities expect, _and prepare for, the unexpected? The EMA guidelines (Buckle et al, 2001) suggest: “Individual disasters (_and indee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mpact on a person’s or community’s vulnerability _and subsequent ability to exhibit resilience. The type of disaster, _and indeed its magnitude, will dictate the loss _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inflicted,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ability of the affected community to support itself, to manage its own recovery, or indeed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requi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is required at the time of the disaster to assess what types of assistance _and support measures may be required.

“Impact assessment tries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n event to obtain a snapshot of needs _and capabilities. This snapshot should be repeated, updated _and monitored as regularly as possible. Following from a description _and evaluation of damage there will be a requirement to identify _and prioritise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groups, communities _and service providers. These needs will include day-to-day _and continuing service, support _and welfare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Associate Professor Minas, with regard to the recent tsunami disaster: “During the early emergency phase, when the urgent needs are for clean water, food, safety _and shelter, the elements of the response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_and resilience are general social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provision of accurate _and timely information, reuniting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been separated, the earliest possible identification of those who have died, return of bodies to families for dignified burial _and performance of important religious rituals, _and the re-establish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of normal activities, including schooling for children _and a meaningful occupation for adults – focused initially on reconstruction _and restoration of produc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magnitude _and duration
In a review of 20 year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to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disasters, Norris (2001) concluded that of the 50,000 people who had experienced 80 different disasters (62 per cent of which were natural disasters):

74 per cent displayed specific psychological problems;
65 per cent displayed symptoms of PTSD;
37 per cent displayed depression 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_and
19 per cent displayed anxiety or 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Of considerable concern,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recent tsunami tragedy, survivors of disa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re identified by Norris (2001) as being at greatest risk of experiencing psychological trauma; “severe” effects were identified in 79 per cent of peopl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27 per cent in US people _and 46 per cent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review also identified three trends with regard to the recovery _and resilience of people affected by disaster. The findings, collated from 27 panel studies (studies in which effected individuals were interviewed on multiple occasions), found that: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ies, people improved psychologically over time;
Symptoms in the early phases of recovery were often accurate predictors of resilience in later phases; _and
Symptoms usually peaked within the first 12 months post disaster – a minority of individuals within effected communities remained “substantially impaired” after this period.
Alarmingly, with regard to the recent tsunami disaster, Associate Professor Minas believes: “Based on experience following other major disasters, many, perhaps most, people with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will remain undetected _and untreated. Potentially preventable chronicity will, for most people, not be averted. Unless people can be returned quickly to reconstructed villages _and towns, _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s are unusually effective, the most pervasive long-term psychological impact will come from the effect of living in dysfunctional _and even more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Identifying vulnerability _and potential level of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review conducted by Norris (2001) found that, at least in lower magnitude disasters, prior experience with the specific type of event may reduce anxiety. People who had experienced disasters previously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hazard preparedness”.

Norri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to predict adverse outcomes among survivors who experienced:

Bereavement;
Injury to self or another family member;
Life threat;
A feeling of panic or horror during the disaster;
Separation from family (especially among children _and adolescents); _and
Loss of property, displacement and/or relocation.
Generally, the review concluded that injury _and life threat were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long-term adverse consequences.

According to Associate Professor Mina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ose who are most psychologically vulnerable,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lost family members, those who have sustained serious injuries, _and people who have a pre-existing mental disorder whose treatment has been interrupted _and who will often require specif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rom mental health specialists. Appropriate mental health training of primary health care workers _and those who will be involved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work should begin as soon as is practicable after the immediate emergency response has brought the most urgent public health problems under control.”

Especially relevant to the Australian perspective, the EMA guidelines (Buckle et al, 2001) identify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as having special needs after an event like the recent tsunami; among them are tourists _and travellers. “Tourists _and travellers, in terms of being absent from their own communities _and resources _and being in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possibly with little knowledge of how to access resources _and services, are a group easily identifiably as being at risk.”

Associate Professor Minas add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ourists will of course depend on whether they were personally caught up in the disaster _and suffered direct losses. If they have lost family or friends then all of the issues to do with such loss come into play. Those who have been able to leave soon after the disaster may well feel guilty about the fact that they had the ability, _and took the option, to leave while locals have suffered _and will continue to suffer so greatly.”

Thinking cross-culturally to aid resilience
According to Red Cross Disaster Mental Health Lead Co-ordinator George Doherty (2000), “how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handle stress _and deal with stressors, their abilities, needs _and desires for certain types of assistance, their motivations, their senses of honor _and pride, their religious orientations _and beliefs,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_and leadership, _and their ways of handling _and dealing with grief _and loss are just some of the variables which are affect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Associate Professor Minas continue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for thos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o are offering assistance of various kinds,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_and skill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whether the efforts will be successful or not. People will be dealing with culturally determined expressions of grief _and all of the other powerful emotions. Since the major part of the task will be community re-build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social structures _and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s _an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that are deeply embedded in a cultural matrix,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do such re-building effectively without the necessary cultural awareness _and skill. People who are open to learning _and are not too committed to their own cultural perspectives can learn such skills very quickly on the job.”

Promoting resilience now _and in the future
Associate Professor Minas believes: “Widespread grief, helplessness, fear, anxiety, guilt _and anger will be dominant emotions in the weeks _and months to come.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mental health response. Such a response should be co-ordinated, carefully planned, integrated into the activities of international agencies _and local _and international NGOs, culturally appropriate, _and fully evaluated.” He believes that psychological awareness of the impact of disasters “must translate into concrete action. Governments affected _and donor countries _and the international agencies _and NGOs that are responding to disasters must begin planning now” (Minas, 2005).

The mental health division of Indonesia’s Health Ministry is currently developing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sunami survivors. The guidelines, part of a program fu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_and costing approximately $A184,000, employ the services of local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have previous experience in social crises (Quinn, 2005).

References
Buckle, P., Marsh, G., Smale, S. (2001, May). Assessing Resilience & Vulnerability: principles, strategies & actions. Guidelines prepared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Canberra, ACT, Australia.

Doherty, G. (2000).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in disaster settings. Th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Disaster Studies, 1999-2.

McMahon, N. (2005, January 13). Problems ahead for the ‘tsunami generation’. The Age, p.9.

Minas, H. (2005, January 5). Broken psyches are as important as broken bodies. The Age, p.15.

Norris, F. (2001). 50,000 disaster victims speak: An empiric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1981-2001.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TSD _and Th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

Philip, C. (2005, January 6). Bereaved survivors now left to cope with tide of despair. The Australian, p.5.

Quinn, A. (2005, January 13). Indonesia tackles mental health crisis. The Age, p.8.

Copyright:

Copyright of all content on this website is owned by Th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Ltd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_and content may not be reproduced without permission.


发布者 萧秋水
2008-5-13 14:06:05


喔,忘记说了,我是shrnily先生推荐过来拜读的小女子

发布者 匿名用户
2008-5-13 14:07:07


我本来还以为是shrnily呢,你们的语言风格很象。

发布者 萧秋水
2008-5-13 14:21:47


楼主想得非常细致,谢谢。

发布者 匿名用户
2008-5-13 16:58:57


很好!

发布者 匿名用户
2008-5-20 19:37:19



发布者 匿名用户
2008-5-20 19:37:52


12.3

发布者 匿名用户
2008-5-20 19:38:38


您正在以 匿名用户 的身份发表评论  快速登录
(不得超过 50 个汉字)
       看不清,换一个
提示消息
(输入完内容可以直接按Ctrl+Enter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