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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5 16:02:59

[推荐]大师级人物是怎样炼成的

 

大师级人物是怎样炼成的

信息来源:社科网   
 

 

最近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跃宽所写的《大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深受启发,在该文的基础上整理成此文。温跃宽1948年9月18出生于上海,硕士学位,曾任美国中国商会信息中心副主任,美中自由贸易促进会秘书长,现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市场战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大师的标准

一个能称得上大师级的人,起码应该是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他的学术理论以及他的思想至今对国家和民族以及人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所有大师级人物都具有至少以下7个共性:

1、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坚强的人格;

2、对人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以及对于社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

3、在学术方面有着高尚的学术品格;

4、在学术见解方面完全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5、在学术创新方面是超前的;

6、在专业知识方面,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7、具有甘为民族和人类进步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因此,我觉得,上外的校训“格高志远,学贯中外”对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年代

中国出现大师级人物最集中是在两个时期:

第一次是在晚周时期,出了一批大师,诸子百家,以孔子、孟子、孙子、老子,包括儒家、法家、道家等等。这些大师影响了中国整整几千年。

第二次是在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像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科技、教育方面又出现了一批大师,包括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等。

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能够出现诸子百家那么多大师,关键在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它所谓的学是在官府。而在晚周时期,私学盛行。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统治,为了鼓励学派为自己服务,能够为他出谋策划,所以统治者在这时候就放开,让大家自由去发展,然后把自由发展的成果拿来为我服务,巩固统治地位。

这时期民间大量的学者都标新立异、创新。所以才涌现出一大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人物,还有法家、道家,包括后期的孟子。因为孟子的影响虽然没有孔子大,但是孟子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体系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上,贯穿了几千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个原因是,阶级关系变更,奴隶社会崩溃了,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民国时期,是封建社会崩溃了,进入了民主共和时期。

在政治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奴隶制进入了封建制,然后封建制进入了民主共和制。

在经济上,政治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社会经济有一个大的飞跃。那么很多学术界有才华的学子,这个时候不是考虑生存问题,而是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搞上去,把民族向前推进。

在科技上,在战国的后期,张衡的物理学地震仪已经造出来了;同样,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有“黄金十年”,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或十年建国是指1927年-1937年,在这期间,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在政治方面,一方面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让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中国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军事强人老蒋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逐步于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巩固的统治机器,于安定中,同时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新进程。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开始,邻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却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陆续增兵入侵中国。这场战争让30年代前几年,老蒋的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影,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丧失殆尽。在“黄金十年”中,中国在水利上,在交通上,在工业发展上,在农业发展方面都比晚清社会大大地进步了,它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了。在这样的时期,有一种说法叫“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是说天子已经不管这些问题了,无论是民国初期政府也好,还是战国晚周的诸侯各国也好,它们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支持学术、教育,支持文化标新立异。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不介入文化领域,要发展,政府给钱。

再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然互相竞争,互相争斗,但是在互相争斗的同时,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民国时期,当时在教育界,无论是平民教育、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儿童教育,这些教育家们都是在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和吸取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完善自己的学派,所以这个时候大师的思想,大师的一些成果就非常容易地涌现出来了。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他们整套的思想和各种文化学派开创了中华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根源,影响了整个东方世界。因为当时的中国,包括日本,老挝也好,这些周边的小国家,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尤其到唐朝周边国家,都以唐朝为东方政治中心。那么中国的文化,诸子百家的思想,也由此随着丝绸之路而扩散到世界各地,影响到世界各地,所以对中国文化和对世界人类进步文化的过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清朝时期我国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从著名的大学教育家蔡元培说起,世界知名学者杜威曾经坦言,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所有这些校长都在某些学科上有他们的卓越贡献,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只有蔡元培一个,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暂短的时间里,他的思想对民国初期的国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起源于北大,正因为五四文化运动的推动,使中国的新学成立了。我们以前读书都是读的旧塾,读的私塾,中国从这时候开始大量地办正规的学校,以前叫学堂,学校就称为叫新学了,在全国各地新学普及开了。新学使文化向前跨越了一步,人的思想也向前跨越了一步,使国家的整个时代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为什么会有“五四运动”?因为蔡元培的学术环境是在一个宽松的、独立的思想环境下开展的,用独立思想进行自由的学术讨论,而且在这种民主环境中,互相不排斥,互相可以借鉴,互相可以学习,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产生了五四文化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时候,当时苏联共产党给他很多很好的待遇,他回国不是为了房子的大小,他想的是:我怎么样使我的民族能够站起来;他把自己家乡的全部房子捐出来办师范学校,当时县里面领导问他,你还要留点房子你自己回来住吧,他说:我告诉你,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他的后人回乡了,就没有家了,只能到招待所去住了。吴玉章说:你们自己工作了,自己买房子,国家给你分配房子你去住去,我这个房子我就捐给国家,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不应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1928年,吴玉章开始研究汉语的拼音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实现了理想,把汉语拼音通过国家法律文件固定下来,简化汉字1955年也正式由国家法律文件定下来了。

再有一点,他提倡推广普通话。众所周知,中国有56个民族,地方方言有数千种。那么,统一语言以后,对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沟通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统一了度量衡,新中国成立以后,吴玉章极力提倡普通话,使中国的语言规范统一了,这是一大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的拼音文字,规范汉语拼音的方案,给汉语统一注音,以及简化汉字,以及到他的推广普通话,这些都被世界所认可。拼音为现在计算机的汉语输入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拼音,汉字怎么输入?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汉语,首先是学拼音字母,然后再学简化汉字,他讲的语言是规范的普通话,因此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中国地名的汉语拼法决议,就确定了汉语拼音可以用这个拼音法了,在联合国被认可了。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汉语拼音被世界认可了。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实施中文罗马字母的拼写法ISO-7098,那么上述国际文件表明,我们对世界文化,我们这些大师不光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也是对世界文化,世界人民之间的沟通,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为什么我们现在培养不出大师来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坦言,他说:“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的传统,请大家看一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于三四十年代复旦大学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在当前市场大潮的背景下,我们的精神层面有所下降,这些年来我们学校,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所说的“不争事实”不单单是在复旦,而是在国内所有的大学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个问题。他又说“真正的学者首先道德上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

再看前面提到的大师,他们的思想都是纯真的,正因为他们纯真,他们才有甘为中华民族无私献身的崇高精神,而今天杨校长所说的“我们的精神下降了”,也正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学者学士,大学毕业生为自己民族能够甘愿无私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找不到了,下降了,很少很少了。

物质条件非常好,硬件条件非常好。反过来看一下八年抗战的时候,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当时的战时大学,包括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名牌大学在战时的时候都搬到深山密林里去了,在一些庙宇里,在一些茅草屋里,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甘为民族献身的人才。在作家汪曾祺作品中就不乏当年西南联大穷困,但精神生活非常富有的描述。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中华民族国学精髓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他们接受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国学的精髓,才促使他们能为中华民族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那么,今天我们的校园这么好,今年年初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上海市外语教育技术协会年会期间,特地抽空参观了位于新江湾城复旦的新校区,那里比老校区不知大了多少倍,漂亮了多少倍,但是,尽管学习环境这样好,为什么精神生活却下降了呢?所以,上面复旦大学杨玉良教授的坦言,从他的话里可以意识到今天大学普遍存在的窘状,在这种窘状下我们又怎么可能培养出一批大师级人才呢!。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把教育作为生财之道,把教育搞成了市场化和产业化,那么这类大学的教育结果必然是可悲的,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一群唯利是图、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心地自私的人,他们不可能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他们不会具有献身的精神。如果教育追求的是产业化、市场化,把学校作为生财之道,那它肯定是大量地招学生来,量大了,而质量就下降了,这样又怎么能够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呢!

目前,中国教育体系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培养“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不适应培养自己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创造型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缺少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迈克尔·戴尔等大学没有毕业、却能建立微软、甲骨文、戴尔等高科技公司人才的原因。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07年进行的全球竞争力评比,中国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科研开发经费总额世界第六,可见中国科研投入的经费与人力都是世界前列。然而,专利产出率却排在第23名,基础研究是否增强长期经济发展排名是17。这说明中国科研实力之所以逊色于西方,不是政府财政投入以及相关人员不足,而是人才有量无质。

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师道沦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认为方舟子通过媒体、网络对其学术“打假”,从而导致其未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了报复遂指使人实施犯罪行为,缴获羊角锤、钢管等作案工具。又如,2011年1月11日9时,42岁的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张俊,与院长李长江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而一直怀恨在心,便在厚德楼六楼办公室将其杀死,之后焚尸灭迹于电梯间内。现在,大学已经不是什么学术的净土,而成了血淋淋的屠宰场。

北大、清华是内地最著名、能入世界百强的两所大学,也是最早获得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所高校,每年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各18亿元。然而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还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超过美国本土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然而问题是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留学-找到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模式。因此,2008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大师的成长环境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研究员方竹兰在他的博客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学术氛围里面,如果没有民主的环境,就不会有学术的自由,如果没有学术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

换言之,大师的成长需要在学术民主的气氛下,自由地、独立地去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才能成长。

大师成长的4个阶段

民国时期出了几十位大师级的人才,从这几十位大师里悟出了一个道理,所有这些大师影响他幼年成长的是,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父母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父母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那么中国传统的、优良的这些品质在他父母身上体现了,他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的家庭背景非常重要。

另外,启蒙他成长的时期是在少年阶段,也就是说从他8岁到15岁这个阶段,所有的大师接受国学精髓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所谓汉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概念,而是指汉文化的概念。

在这个汉文化下,无论是蔡元培也好,晏阳初也好,吴玉章也好,他们幼年父母给他们讲的故事是:岳飞尽忠报国,文天祥的“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思想:要为自己的民族,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番贡献。他们是在这种中华传统思想下,抱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奋发学习,努力工作。他们都有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的民族站起来,要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要做一些贡献。所以,大师需要4个阶段:

第一阶段:幼年阶段,家庭的背景和父母的思想影响。

第二阶段:少年阶段,开始接受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国学的精髓,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第三阶段:青年时代,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振兴民族的使命感的激励下,奋发努力,艰苦探求,开始实现他的抱负。

第四阶段:出成果的阶段,当大师遇到合适的环境时,在一种宽松的学术的环境下,他能够把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都完全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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