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原创：组织能力系列——论中国的“大国崛起”（个人主义与系统机制）

最近看大国崛起。依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共七个国家。

其实真正称得上世界大国的是荷兰、英国和美国。

荷兰以开创银行信用体系、股份公司和股市等现代商业规则缔造了第一个世界性商业帝国。

英国以牛顿、斯密、瓦特、议会为代表，从技术革命、科学思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四方面真正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进程。是第一个现代的世界强国。

美国继承并发扬了英国的精神内核，通过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开放、创新的文化内涵，没有任何包袱地成为最持久的世界综合强国。

那么中国在哪呢？

现象一：中国是世界上专制最悠久的国家（封建社会就已达2000年）

现象二：中国文明里的保守思想在大国中首屈一指。典型的例子是秦国开始的长城。

现象三：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停滞，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却异常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子已成为影响世界千年的大思想家。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诗词歌赋。

几点探讨

结论一：大陆的地缘特点与气候因素，导致的保守和封闭文明。

过早进入国泰民安的中国大陆，促使人们本能的维护现有利益，地缘上回避来自大陆八方的敌国。长城就成了大陆强国的最好选择。

在科学领域，导致后期中国不屑于研究自然科学，而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

这都是保守、封闭的突出表现。

结论二：文明内核导致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以及情感文化、奴才文化。

儒教是中国主流文化。

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和信仰，是具象化的。也就是说君主，君权神授。而中国的主流儒教没有一个虚拟的神。偶像一旦具体为人，导致所有人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必然是金字塔式的科层社会结构。

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以后，上帝是虚拟的，神不在人间。所以现实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兄弟。

所以，文明的内核不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同。

中国人忙于亲近皇帝，获得“神”的认可，中国的主流文化变成“官本位”，社会只存在两种人，要么主子，要么奴才。因此无法建立其基于平等、自由的理性精神。

西方人因为众生平等，上帝是看不见的，没有具象的绝对权威，所以平等、自由的理性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文化。

总结

中国曾经有汉唐盛世，也有四大发明。却过早地退步了。无论是技术革命，还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思想，市场机制，抑或自然科学，都未能走在前列，究竟原因为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四点结论至关重要。

保守，缺少创新的动力
封闭而不开放
人文主义而不自然主义，情感文化，缺少理性精神
奴才文化，缺乏统一的宗教信仰，平等自由的文明（如皇帝偶像化、信仰庸俗化）

这四点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组织，还是个人。

领导潮流的唯一选择就是在缔造一个全新的格局和世界的过程，把握平等、独立、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以及开放、创新、理性的组织机制，这是强者的必然选择。

这也同样证明了，“中学为体”和“西学为体”，本身就是假命题，就像宗教一样，那是人类看不清世界，看不清自己的自然反应。

　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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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罗福万：四大发明与中国困境

历史著作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探寻中国工业革命缺失的原因

事实上，站在创新起跑线上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乏各种点燃人类智慧火光的发明，尽管这些发明还称不上是创新。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探索自然和使用自然知识为人类造福”方面远远超出西方国家。众所周知，中国人发明了丝绸纺织、活字印刷、指南针以及吊桥、拱桥的制造技术。

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人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的三个分支（光学、声学和磁学）、机械工程学方面也相当领先。此外，“中国人在掌握铸铁技术方面要比欧洲早了15个世纪。”对纺织技术的掌握促进了传动皮带和传动链条的出现。但是，中国并没有将数量众多的发明转化为生产应用，因此，仅仅是这些发明与我们所定义的“创新”经济的概念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没能使用这些发明与欧洲和日本同时代促成工业革命的出现。这其中的症结是什么？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在著作中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指出，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是欧洲（英国）和中国（长江三角洲），两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同样乐观，“当时，经济上的高效率和高生产力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欧……当时也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此后工业革命带来的突破，即便是在欧洲，18世纪末期的主要经济学者也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彭慕兰在书中写道，英国“此前能源消耗和资源使用从根本上限制了每个人的视野，只有在18世纪末尤其是19世纪，当不可预知的重要的间断使它可以从这些基本限制中得以解脱时，英国才能够实现幸运的逆转。”

这里所指的是煤炭的使用，以及英国对新大陆的强迫殖民。这使得英国能够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超越中国。彭幕兰解释道：“新大陆的粮食生产大多数都是由奴隶来完成的。各种种植园遍及新大陆的海岛和靠近海岸线的地区。其结果是，来自环加勒比海种植园区的出口可以保持粮食的平衡，而且在模式上区别于中国的做法：当剩余劳动力出现收益递减并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手工业上时，将粮食从中国内地输出到江南和岭南。”

“新大陆和奴隶贸易提供了一个正在扩张的国内市场所不能拥有的一种途径：由于生产制成品无需大量使用英国的土地，从而能够以相对合理甚至越来越低的价格，获得数量始终增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例如食物和纤维，后来还包括木材。”

与此同时，英国还开始进口美洲的谷物、牛肉和其它初级产品；木材进口量飚升；而且新大陆最后成为了欧洲剩余人口的主要输送地。

这些因素“可以使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扩张路径。通过这种路径，欧洲，尤其是英国能够用它的劳动力和资本减缓土地承受的压力，甚至将人口和工业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农业扩张速度（这一点和东亚不同）的问题，转化为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因素，这个人口和工业扩张的过程将为日后的大崩溃埋下恶果，或者，由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来开发和节约有限的土地，它本身将被严格限制。”

但是，当彭幕兰强调中国不能开采煤炭资源和远离奴隶贸易的因素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列举了一些中国无法实现工业革命的障碍。而且这些阻碍中国创新的历史因素都和一场有关21世纪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创新性经济的讨论有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中国丧失了起初确立的技术领先是因为“……没有实现从基于经验的发明方法向基于实验和科学的创新的转变，而欧洲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一些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政治传统中的原因，近代中国的天才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去学习‘现代’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这方面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同行……传统的中国社会更多地将仕途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最终目标……”

在这种体制下，天才们自然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积累知识以通过科举考试……一旦他们通过了考试就走上了仕途，这样每天必定忙于官场之事，而且随着官运亨通，职位越升越高，就越没有时间来专注于积累知识和进行研究……并不是儒家的道德规范，意识形态上的求同原则，或者科举考试本身限制了中国的天才开创科学革命。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学习的内容本身，以及根植在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中的“学而优则仕”的回报体系。

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曾撰写过很多有关中国科学技术的文章，他指出早期中国发明家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基于科学的研究，是因为“当时取得中国最显赫的科学技术成就的人，并不是文人阶层。他们最初都是技术工人或手工业者，和雇主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这意味着他们的很多发现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此外，西蒙还指出，“统治着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阶层对发展科学和技术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统治、人文追求和道德拷问……”

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的风尚，例如怀疑主义、创新、对未知提出疑问以及和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方法。

（作者为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中国策略分析师，反馈：julia.zhu@cls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