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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6-4 21:13:59

拿什么理由拒绝“中华纪年”?(独家)

拿什么理由拒绝“中华纪年”?

     在中国农历春节之前,我们发出了“恢复中华纪年”的倡议,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和认可。当然,针对这个概念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其中,有学术性的讨论,也有不知所谓的谩骂。现在,我们就一些矛盾争论的焦点,进行相应的解释。
 
  首先,关于“皇帝”和“黄帝”的概念问题。在我们的倡议中,一直呼吁恢复的是“中华纪年”,其纪年的具体方式,我们选取的是“黄帝纪年”,这里的“黄帝”说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而不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皇帝”,很多人在还没有看清楚具体概念的时候,就胡乱的指责和批评,甚至和恢复“帝制”扯上了关系,真可谓不求甚解,只逞口舌之快。
 
  其次,关于“纪年的实行方式”问题。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在不否定现有西元纪年的基础上,同时实行中华纪年,两者并行”。就像文章中所说的“西方文明是先进的现代文明,采用与其相同的纪年是有利于文明的交流,没有必要完全的取消。我们现在最适宜的做法应该是,两者皆用,并在特定的场合适当突出自己民族的纪年”。
 
    纪年方式,是国家文化和民族文明延续传承的基石之一,世界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在实行西元纪年的同时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故有纪年。比如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奉行着“伊斯兰教历”,泰国、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奉行着“佛历”,以色列奉行着“犹太历”,等等这些国家都在使用西元纪年的同时,保留着自己民族。
 
  再次,关于“公元的称谓”问题。“公元”只是中国对“耶稣纪元”的叫法而已,外国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公元”。在中国的历史书上,耶稣诞生以前的年代被称为“西元前”,英文用B.C.表示(Before Christ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耶稣诞生以后的年代被称为“西元后”,英文用A.D.表示(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并简称“西元”。
 
  那么,西方人自己是如何看待B.C.和A.D.的呢?是这样说的:The birth, life, ministry,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are the "turning points" in world history. It is fitting, therefore, that Jesus Christ be the separation of "old" and "new." BC was "before Christ" and since His birth, we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耶稣的出生、生活、传教、死亡以及再生,成为世界历史的“转弯点”标记。这是上天的安排,耶稣把“新”和“旧”分开, B.C.就是“before Christ”,即“基督出生之前”,自从他出生后,我们就生活在“基督之年”。
 
  由此可见,西方人自己都没有提出所谓“公元”的概念,而是中国人自己一厢情愿的谓之“公”。
 
  再次,关于“科技创新”的问题。个别人认为我们倡议恢复中华纪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甚至还说进而应该摒弃计算机、阿拉伯数字等现代文明的产物。这种说法完全是简单的形式逻辑,根本没有进行大脑的思考。现代科技要想进步,除了在现有科学基础上进行开发和研制外,更应该做到的就是保留和挖掘我们民族自有的传统文化,从中找到核心的创新源泉,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讲的“创新文化的构建,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以保证其健康发展:一是要以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基础。面对文化的多元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的转型,我们在构建创新文化时特别需要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基础。我国传统文化中,创新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则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等创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了解、掌握和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才能大兴创新文化。二是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粹。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联系紧密的“地球村”。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外来文化,我们既不能毫无选择地全部吸纳,更不能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而是要采用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吸收融会,结合国情,借鉴创新。三是要与新形势下的实践相统一。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是历史与新形势下实践的统一,面对新的形势才有创新的必要,任何文化建设,都不可能是脱离时代需求的空中楼阁。创新文化的构建,就是要面对目前国内外的各种新情况,紧密围绕促进和推动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而强化创新意识、优化创新思路,为推出解决新形势下实际问题的办法而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才能把握好创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实现创新文化和创新实践相统一。”
 
  再次,关于“恢复中华纪年的倡议者”问题。作为前次文章的倡议者,我们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可喜的民族情感。其实,在近代历史上很多知名精英都提出过类似的概念,比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中国应采用“孔子纪元”作为中华纪年方式,再如严复、刘师培和孙中山宣扬“黄帝纪年”作为中华纪年方式,又如章太炎主张使用“西周共和元年”。在这里,我们主张采用古籍中一直传承和记载的以“黄帝即位”为主体的“中华纪年”。这些纪年方式虽然不同,但是无不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究竟使用那种方式最为确切,我们欢迎大家进行探讨交流。
 
  再次,关于“真正的国际化”问题。事实证明,所有国家的国际化都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性为起点,形成差异化的交流,如果每个国家的民族差异性都消失了,那国际化也就成了表面的形式,不能形成任何深层的交流。
  纪年方式的了解和认同,可以使我们知道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如果连历史都难以铭记,那我们又怎么面对未来?中华智慧绵延数千年之久,可很多人却其源头知之甚少,甚至数典忘祖。采用“公元”的概念,使得我们的所有历史事件和时间记录都以耶稣作为标准,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就是说孔子出生在“耶稣诞生655年之前”,新中国成立在“公元1949年”,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于“耶稣诞生1949年之后”,您的生年是“公元1980年”,就是说“您比耶稣小了1980岁”。听起来可悲可笑,可现实的使用就是如此。
 
  最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既让人欣慰,又让人遗憾。那就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华纪年概念的认可和宣扬,尤其是现代文明最为西化的美国,我们在每年春节进行国际交流访问的时候,都会看到由美国政府主导的中华纪年的招贴海报和宣传图片。让人欣慰的是我们民族的纪年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关注,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民族的纪年却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宣扬。
 
  我们再次倡导,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用心铭记我们自己的纪年方式,并携起手来努力宣扬,让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都知道中华民族的纪年方式。
 
支持恢复中华纪年,

 
和谐创新民族企业,

 
促进文化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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