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二八”现象·经济与社会·“长尾”理论

顺风：“二八”现象·经济与社会·“长尾”理论

文/顺风

“经济”是对人类行为进行特殊提炼的结果，也可将“经济”作为一种特殊而典型的社会行为，“成本”恰恰是经济行为特殊性的关键所在——并非所有社会行为都必须考虑成本以及绩效，也并非所有社会行为都得以计量其成本以及绩效，尤其在近几百年兴起的“二八”经济中，“经济”行为的上述特殊性得到强化，“经济组织”越来越保持一种区别于一般社会行为的特殊行为模式，或者说“经济组织”与“非经济组织”的对立、差异越来越明显了。

“经济”与“非经济”的观念鸿沟，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鸿沟，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经济现象在认识上还没有与非经济现象实现提炼抽象之上的统一，二是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边界正是产生“知识鸿沟”的根本原因。

“二八”经济中集中而致密的主流经济部分强行上升为“经济的全部”进而掩盖了经济的真相，同时也掩盖了社会与经济之间应有的一致性，少数人群作出多数消费贡献的事实实际上反映了“二八”经济对整体社会生活的侵犯和剥夺，“二八”经济以“经济”的名义促进了社会的分裂和“沉默的大多数”——而恰恰是后者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主要的经济的贡献者，因为只有他们所代表的人类比重足以概括真正的人类行为，世上从未出现过以少数人的行为就可以概括的人类经济。

“长尾”经济则将更多“人”的行为纳入了经济学的主流实践，这导致“主流经济”的概念得到重新定义，这也直接拉近了社会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的视野。当无数个人化消费通过在线或者电话订购、通过网上搜索浏览就可以实现，当社会化大生产幻灭为社会化小生产，当小额交易大行其道，经济才真正成为了“多数人”的经济，而且经济才重新恢复了其“人的行为”的本来面目——而不再只是所谓的资本、财富、价值和利润所组成的那种传统面目。

组织活动的成本会因为信息知识革命而逼近社会活动成本的尺度，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个体化、个人化以及数字化，社会活动的成本正变得可以量化和衡量，还因为经济组织正在认识自身的真正职能并强化了自身与“社会、市场和未来”对话的能力。经济学也将随着组织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趋于协调而越来越呈现其人类学、社会学的本来面目，经济学本质上同时也是价值计量基础上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是在根本上唯一以“人”的行为而不是“物”的运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里蕴涵着经济学的最迫切的历史性回归的需要。

经济的自由为人类的自由所决定，经济理性总是相对理性，经济自由总是相对自由，但为了获得经济理性，就必须坚持经济自由，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地尊重经济中的理性部分，同时适度地、谨慎地调节经济中明显不理性的部分。真正自由主义的经济，也是反对人为的“经济上帝”的经济，从此意义上讲，格林斯潘、凯恩斯都可以算做经济生活中的历史性累赘，他们企图成为“经济上帝”的结果不过是减少了经济的自由——或者减少了人类的自由，经济不允许谁对他说三道四，正如人类不允许有比自己更高的物种来统治。

“社会”才是“经济”唯一的合法统治者，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根本合二为一，都是“人”所组成的范畴，无论是“人”的主体性、多样性，还是“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还是“人”的组织和沟通结构，或者“人”的相对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因为“人”这一枢纽而统一了起来。

总体而言，经济正在膨胀为社会，经济组织、经济行为的社会化正在加强，经济学正在恢复其社会学的面目，经济利益也必然将等同于社会利益，这是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完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概括之就是，以人为枢纽，经济和社会将发生历史性的全息融合，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正在成为与全球化同等重要的历史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