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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8 16:01:54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8~27篇,1.7万字)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8~27篇,1.7万字)

文/顺风

“二八”法则·诚信正直·“长尾”现象

“长尾”现象将原本隐蔽的“尾部”经济广泛揭示并予以强化,而就交易、消费与人的数量关系而言,“尾部”所发生的消费关系远远比“头部”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头部经常出现大规模生产的同类产品或服务与无数消费者之间的“一对多”的关系,而“尾部”则更多的是小生产、小服务品与无数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关系,两者之间几乎存在几何级数的差异性。

全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比交易、消费和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市场和未来”的洞察和有序化操作,这一过程至高无上,并且直接以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全息关系为终极纽带。换言之,在诸多经济行为中的一大块派生价值现在因为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发育必须予以定位和赋值,那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所同步生产出的大量社会关系——《资本论》强调社会关系的生产确实是生产的本质,而正在发生的事实是这一本质开始直接与真实的经济现象、活动和行为相联系,并左右起微观和宏观的经济进程、赢利水准。

由上述认识派生出的一个观点是,“尾部”经济将从全息趋势中获得更大收益,因为全息经济承认、尊重、放大了经济中的全息关系的价值,同时为此提供一种基于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实现方案,“关系”——在近年经常被称为“社会资本”——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与资本、劳动力、知识共同决定经济的未来。总体而言,“头部”经济所涉及的“关系”或社会资本与“尾部”经济相比相差甚远而且难以撬动——在头部经济中因为传统管理机制和文化的僵硬力量最终导致了“关系”的行政性异化,或者说本应具备社会属性的“关系”因为大企业病、大生产文化、机械传统而丧失了来自无障碍的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互动、互助的本能的先天价值,对此部分“头部”关系予以转换不啻为最艰难的“文化扫盲”。

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价值之源,人是经济之本。经济的本质是人类活动,一切价值源于人类活动,但在传统经济中,机器、流水线、机械化大生产、规模产出等“物化”经济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二八”现象中的“二”这部分的成功无非是一种对上述强大的“物化力量”的一种证明而已,反之“二八”现象也在证明着“人”在经济中的“后退”和“下降”,最能够反馈经济中“人”的因素的消费关系等全息关系在事实上被淡化和忽视了。

“长尾”现象表示了一种经济更加透明的倾向,这主要是就经济中的全息关系被外化、挖掘和转换、实现的潮流而言的。小生产、小需求、小使用价值、小额交易、小规模经济等“后经济”范畴将在未来大行其道,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模、质量、形态、价值、转换机制都会响应的进入革命性的历史阶段,经济行为更多的为人的个性、品格、社会资本、信用、声誉等所左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人获取财富上的成功在100年前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择手段、缺乏道德,而现在则根本由他的道德品质中诚信正直的比重所决定,这揭示了透明经济中道德力量、意识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地位上升的事实。

在“长尾”现象所代表的全息经济中,“诚信正直”不只是供人们欣赏艳羡的花瓶装饰,“诚信正直”本就是“手段”和“工具”,是联系“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必要工具。“诚信正直”从长远决定了决策和行为是否理智、客观,其最大价值是摒弃“情感”和“私利”对于管理者行为的误导,保证管理者向着不折不扣地做“最正确的事情”的方向去努力。

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生活中,“正直”将不仅仅是陈列品和简单的“学习模型”,而是任何人获得大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诚信正直”不仅从内心塑造出更聪明、更创新的管理者,而且从外部融洽管理关系,促进组织内部的全息一体化。

“诚信正直”意味着无障碍的真实的道,意味着信息、价值、行为的方向更加符合全息经济的要求,意味着“客观”地面对“客观的”“社会、市场和未来”。“社会、市场和未来”是客观、理性、毫不存私的领域,与他们的对话、融合和交换也必须以“客观”——“诚信正直”——为前提,这正是全息经济对管理提出的核心要求。

“诚信正直”与“阳光、透明、公开”的经济直接相关,“全息化”恰恰空前地提升了经济中的信息知识流动水平和价值分享交换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一切竞争、分歧、决策、行动都因为信息的公开化和行为的广泛接触而提到台面上来,“诚信正直”自然更为重要了。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长尾”现象中的一个奇特的事实是,在“头部”与“尾部”之间生长出一些特殊地带,这里的消费关系介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产品和服务既紧密的符合于个性化的小额需求,又符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传统规模经济范畴,产品既存在某种整齐划一的品牌、风格、文化传统,又精细化到定制的水平,在这样的“全息化流水线”中,工序不再是重要的因素,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差异逻辑才是“价值上帝”,总结一句话,就是让大工厂也生产出不逊于小作坊、艺术家、手工艺者等小生产者的个性化产品——当然这并不是依附于传统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皮毛”,相反经济肌体的每个细胞都被重组、糅合,概括以在机械和电、铁之外的某种文化和精神满足的本质。

而要达到上述目的,缺乏“诚信正直”也就意味着“某种文化和精神满足的本质”的缺失。没有“诚信正直”的品质,人与人之间存疑、失信、诡诈的相互关系注入机器精神的后果只会是导致一种“钢铁经济”与“人文经济”交织缠绕却无法融合的错乱,“小经济”的诸多范畴都不可能脱离人与人在接触、互动中必须而且必然积累而成的“全息关系体系”而独自完成,比如分销商与地方客户的接触会显得比戴尔式的大集中的知识化渠道更具人性,但其成功的前提是必须督促分销商形成与地方客户相互信赖和支持的良性关系——这从整体和理论上讲,唯一只取决于分销商是否具备足够的“诚信正直”的品质。再比如在小生产过程中员工不仅要懂知识,还要懂艺术,更要懂人性,仅仅上述三点要求就足以保持员工更高的文明素质和道德素养,但更关键的是全息经济中的小生产体系本能的支持员工遵循“诚信正直”原则——这包括了既对客户“诚信正直”,又对同事和同行“诚信正直”。

“二八”法则·创新与未来·“长尾”理论

“二八”法则的出现就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的关系而言属于一种完全新生的现象,在分散作业、各自为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小生产、小市场、小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事实上还没有出现催生“大集中的头部”的土壤——确实,在信息和技术蒙昧的农耕时代,就经济总体而言,“二八”和“长尾”都不存在,因为两者所赖以产生的关于规模经济的思考条件、实践条件都还没有产生。

但在100多年前,帕雷托通过研究19世纪英格兰的财富收入结构发现大约80%的财富落到了20%的人手中,从而得出“重要少数法则”的结论,而这正是“二八”法则的雏形。为什么帕雷托无法触及“二八”法则的全部?这不仅是时代实践约束的问题,而是对于创新性的思维的开拓程序方面的问题。帕雷托从既有的事实中发现了一些会影响未来的脉络,如果他进一步扩展对于未来的探询视野,将“脉络”进行超越“财富分配”范畴的更广泛的分析比对,那么他将在这个方向更加深入——一直深入到未来的深处。

作为一个创新者,帕雷托面向未来的思考基础还是来自现实,但是无法说明他依赖的不是贯穿一个世纪的事实而是真正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最新发生的重大事实——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本就是人类千古不变的社会学桎梏,帕雷托只不过发现了一条类似于未来真理的法则,而更加支持他的发现的其实并不在于“财富分配”——可惜他并没有将指针调整到更向着未来的方向,否则在这个方向的深潜一定会让他得出更加丰硕的经济研究成果。

创新者对于现实世界中最接近未来的在时代前沿的知识、活动、事实把握得越多,加之以越强有力的思维和信息处理,就可以越接近未来。当我们思考和尝试接近未来时,既需要面向着未来的方向深潜、深潜再深潜,又需要拓展思维的广度,以从更客观和整体的角度发现未来,所以“创新”是同时涉及广度和深度的立体思维活动,既需要时间上的纵向突进,也需要空间和逻辑上的广泛突进,并且能将纵横两种不同层面的思维活动有效地整合为一体,通过大规模、无障碍的“全息比对”来寻找创新的闪光点。

现实是联结过去和未来的枢纽,“历史往往重演”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不是对未来的事件、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提前感知,而是启发我们集中关注未来的趋势——这是一个向量概念,是联系未来可能发生和出现的无数事件、现象的内在的脉络而不是事件、现象本身。若以这一思考方式来描述人类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人类肯定会进化”,但我们无法也不需要说“人类会在100年后进化为依赖机器的非碳基智能”,因为后者所代表的事件和现象不是创新者思考的任务。此外,创新者的核心能力也就不来自其对未来的事件和现象的预言能力,而是来自其通过一些事件和现象的预测连缀而成的趋势脉络来表述未来发展“向量”的能力。或者可以说,创新是需要寻找一条没有终点的趋势线、函数曲线,而不是寻找对于未来的定位点,我们只需要通过创新了解那个点在趋势的适当位置,而且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此未来点进行细致的细节化描述。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将“长尾”现象作为联结未来的枢纽,我们正处于100多年前的帕雷托的同样的位置,虽然已经得出关于“长尾”的粗浅结论,但这远远不够,沿着创新思维的规律的轨迹更加深入一步,我们应该充满野心的去探求经济以至人类的未来。

全息理论是研究事物间普遍联系的科学,也可以将他视为哲学的一个在本体论之外的一半构成——当然全息与定位总是密不可分——全息理论在创新方面的哲学工具是一种世界在时间之轴上面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的逻辑判断。因“长尾”现象的深入,以全息思维从中必须而且必然能够得出无穷尽的思维的新结果,世间万物中的任何一点都与其他无数点之间存在铁的联系,这构成了无数不同的全息关系,而其中最有意义的全息关系点——比如与更多的节点发生简单联系的点——为创新指出一条捷径,将他作为枢纽应该有望揭示出一个全景式的未来状态。

“长尾”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竞争中的现象,和100年前被发现和强化分析的“二八”法则一样,“长尾”在其兴起之初就能够概括之后1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貌中的一些本质特征。“二八”法则既是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硕果,也是对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的桎梏;同样,“长尾”理论对未来的关系,也存在着既为“因”又为“果”、既“促进”又“束缚”的一面,正是因为这样的铁的联系,使得我们获得了一条探询未来的全息路径,并且从中得以享受探索和创新思维的乐趣。

“二八”法则·精神管理·“长尾”理论

“二八”法则主要与“物质”管理联系在一起,以为“二八”现象盛行的一百多年代表了机器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管理理论的一段典型上升历史,对“二”的经济价值的实现逻辑是“规模经济”为核心的“物”的“堆积效应”,即使与之同步的存在着“人”的堆积——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空间中总是同时积聚着高密度的“人”及“人的关系”——也被易利润为导向的企业行为所忽略了。也可以说,二八法则主要是“物”的法则,当“人”及“人的关系”在经济中上升之后,经济图景相应的会呈现出人类生而平等的真相,“二八”现象所反映的传统经济鸿沟应该被一些重要的新机制所抹平。

“长尾”理论总结的是“人”的经济,通过对作为生产供应者、消费采购者、第三方的所有经济人的平等化的信息武装、知识武装,让“人”的差异更好的替代经济的差异——而且让人的差异变为人的协作和平衡。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形象的方式描述:所有经济人都在走着同一根历史的独木桥,而且他们的经济行动取决于“小脑”,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人们的小脑的研究,更不能替代对人们的大脑的研究,后两者驱使管理者、经济学人把视角从经济中的人的肢体运动(以物质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转移到内心运动、精神运动,从而向者动机、激励和机遇、可能性的主观方向深入开辟经济和管理的新天地。

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管理的终极目标。到目前为止“管理”仍基本建立在“物质活动”的基础之上,比如宏观经济增长、就业、社会公平分配等;未来的“管理”将提升“精神活动”在管理中作为另一基础的重要性,与“精神”有关的人性、道德、民主、奉献、责任等种种范畴不再单方面地作为“物质活动”中的手段出现,管理“精神”的活动不再仅仅作为“管理”物质的活动的附庸,换言之,对“精神”和“物质”的管理是互为工具、互为目的的双向平等关系,而从阶段性的前景而言,前者将进入一个正式启动和上升的时期,将在未来显得更为活跃。

以长尾现象为例,影视品、书籍、音乐唱片等精神消费领域的消费品成为最先发生长尾变迁的部分,如果我们相信生产供应与采购消费的融合替代、角色归一趋势,相信精神性的消费关系做涉及的生产供应和采购消费双方都存在着巨大的没有被满足的经济操作任务,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亚玛逊网上书店率先在书籍、音乐产品中开始了消灭“头部”的战争,也可以理解新经济的本质就是加强对于“人”而不是“物”的操作——管理领域也必须加强对主观性的能力素质和道德文明的投入。

向管理活动的对象领域引入“精神”范畴,将使管理者同时成为“牧师”、“布道者”,管理的“宗教化”效应却区别于世俗宗教的传统,他是通过让每个人都成为“管理者——布道者”、让每个人既自我管理又相互管理来实现的,这里不存在“自己之外的牧师”,更不存在中世纪的宗教黑暗。

有趣的是,“长尾”现象的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没一个基本的、相互联系的逻辑统一体。“人”得到更大的满足、人与人和谐相处、无障碍的知识和信息流动、生产消费角色的融合、精神消费关系及其管理领域的新现象、消费者的独立意志的苏醒、大众传播决定头部经济时代的终结、在“物”的层面的消费差异的抹平以及人类的普遍性的精神上升、物质富余时代与精神匮乏时代的同步到来,等等,其相互间都存在着内在而广泛运动着的逻辑一致性,他们以“全息经济关系”为枢纽,正在编织未来全息经济的初级图景。

全息化的管理使经济组织中的个人既围绕宏观而模糊的“社会、市场和未来”的目标,也围绕具体而清晰的利润增长、市场占有率目标来调节相互关系,同时也调节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广泛发生的有效而低成本的全息经济中,管理活动对个人主观世界及其关系的调节活动的“精神性”的上升,派生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经济活动中的“战略”的重要性增加了。

“精神”管理必须作为管理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被重视,他不是精神病医院对病人的管理,但是两者之间也许真的有所相似,若干年后生存于的全息经济中的人类一朝回顾今天的经济,他们也许真的会认为,二十世纪以前的经济活动是由一邦帮与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祖先的非理性行为堆砌而成是,真正的经济理性既需要知识和信息的无扎,也需要人类道德文明的全面提升来支持,经济预期说是物和人的关系总和,不如说是道德文明的一种尺度,与道德问面向比,经济只是手段而已。

——全息经济中,管理中的“战略”之所以重要,因为人类的唯一战略就是道德文明的上升。

“二八”现象·“人”的上升·“长尾”理论

“长尾”现象在社会运行的层次上预示着一些新颖而重要的趋势,尤其是个人、组织、社会这三大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革,已经造就了全息型经济中重要的全息关系,那就是社会组织形式和结构中的全息关系,以及组织与人、社会的全息关系。

组织的变革包括制度和人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企业的结构、规则、秩序、流程等相对稳定的规范;后者包括企业的人才培训、引进和激励、约束等与人的提升有关的工作。组织变革的动力不应仅仅依赖于管理者的主观上的观念、意识和觉悟而应寻求外部约束,尤其是类似“利润率”或“现金”之类的将组织的生存发展与主动寻求创新的行为联系起来的标准。

对非赢利组织而言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只是在具体标准和外部环境方面可能不必局限于“利润”和“市场”,而应从自身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寻找答案——但任何引导企业或非赢利组织变革的标准都必须满足可测量、可计算和可检验的标准。从上述角度看,组织的前途取决于他与外部发生交换、互动、作用、分享的方式、角度和程度,对此树立“个人、组织、社会”的三位一体的系统观非常重要。

组织形式和结构中的全息关系主要包括基于人与人、团队与团队、群体与群体等组织内范畴的日常非制度性关系,同时囊括了传统管理架构之上演绎而成的管理与被管理、自我管理的制度性关系。组织中的全息关系变革正在支持组织成为“个人、组织、社会”系统中的关键一环。

具体而言,组织的全息关系的形成主要发生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组织必须与社会更好的融洽、对话、联系、交换、互动;二是虚拟组织对传统组织模式的冲击;三是大量自由职业人群的出现。

而上述“组织的变革”主要指在“个人、组织、社会”系统中的“组织”的地位、作用的变化,而这并不是突然发生于组织本身,而是通过“人”的上升——成为与组织一样的“社会器官”——来实现的。从某种角度讲,组织联系人与社会的功能,正因为人在新技术进步中的自我强化而逐步萎缩——而长尾现象中非主流消费关系的崛起正代表了“人”的经济觉醒和权力复位,代表了一种让“人”上升的趋势,所以“长尾”现象增强了“人”的社会性,把“人”打造成与“组织”一样的社会器官。

组织、个人和社会在急剧变化中互相追逐、互相适应,寻求新的经济平衡。人的上升,相对而言会导致社会和组织的下降,诸如社会的平衡、安全,组织的结构、效能,社会与组织的相互联系、作用方式,都通过“人”这一环的变化而变化。与其说“组织变革”是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人的变革”的产物——无论是“人”的“组织化”,还是“组织”的“人化”,都为了描述“人”与“组织”相互融合、趋于平等、可以替代、功能互补的关系。

同样,与其说“社会变革”是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人的变革”的产物——无论是“社会”的“人化”,还是“人”的“社会化”,都为了描述“人”与“社会”更加紧密一体的关系。

全息,无处不在的联系,在经济领域的一个特殊系统——“个人、组织、社会”系统中,呈现出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这些沉睡了数千年的“联系”一旦通过一定的全息经济机制予以激发,就会产生相应的增值,无论发生于三者中的哪个环节,其增值都首先应被视为一种系统的整体增值,因为“全息联系”对任何系统而言,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其作用的。

“二八”现象中,“组织”一环空前强大,以至产生对作为消费者的“人”的催眠、误导甚至欺诈,产生对作为工作者的“人”的覆盖、压迫甚至摧残,产生对“人”的“二八”切割,而且“二八”现象直接构成了对于全息关系的破坏,他不啻于一场经济领域的“井田制”的复辟,在机器轰隆声中奏鸣封建、封闭的节奏。也许现在无法说“长尾”现象正在摧毁组织,但是毫无译文的一点是,“长尾”现象中的人正在迅速上升,相对而言,组织和社会对于个人的相对压力、相对作用和相对形象不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一人一组织、一人一社会的时代最终必然来临。

“二八”法则·自组织·“长尾”理论

“长尾”现象带来的变化同时在个人、组织和社会层面发生,就组织层面而言,以企业组织为例,其成员的角色呈现出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趋势,其内部结构呈现出扁平的反权力控制和激发自主意识的趋势,其凝聚方式呈现出更强烈的责任、感受和道德品质凝聚而不仅是利益凝聚的趋势,其运转纽带呈现出更明显的依赖知识和信息传递而不是权力传递的色彩,尤其是其组织与社会的沟通、交换和融合更加广泛深入。

亚玛逊书店的无数“小生产者”能够直接接受社会需求的挑拣,是因为生产供应与采购消费之间获得了新的联系,而供需匹配和交易本就是典型的社会活动范畴,“尾部”经济的兴起恰恰在证明中小组织在更加完善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帮助下获得了更强大的与社会对话和协作的能力,他们开启了融入“社会、市场和未来”的进程,这符合全息经济的基本要求。

从既有的大量传统大企业来看,社会的组织化目前仍处于“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分裂和对峙状态,目标引导型的功能组织的发展在过去一百年中得到巨大突破,他们就是“头部”经济,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逻辑经济或“可预测经济”。

“头部”经济属于“他组织”占优的经济,在此情况下,组织的目标具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征,一是组织的目标是预设的,二是组织目标作为一个存在和概念边界清晰,定义明确,这对于组织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会发生微妙的作用——边界经常成为两者之间的某种障碍,上述特征使得组织的行为符合在特定假设前提下的目标性、逻辑性和可预测性。

比如以组织控制方式而言,在组织目标须设的机制与流程中,少数核心人群或传统意义上的“高管”成为更多非核心人群目标意志的间接反映,他们是“被管理者”与“组织目标”形成中的“中介渠道”,这会影响更多非核心人群的意志的真实反映,更会导致在更多人群和核心人群之间基于利益断层而产生出目标断层的风险,“目标设置”背后本就是某种特定的利益的诉求的立场结构。

进而推之,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更接近于或易于认同社会目标?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在组织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消除对立,应该从核心人群还是从“多数人群”入手才更有效。再比如当组织显得的清晰而明确时,也意味着组织目标更加顽固而缺乏弹性,这实际上为组织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动态互动制造了障碍。与“社会、市场和未来”对话是确定组织目标的原则,“他组织”却并不能全面的完成这原则,因此“自组织”作为同等重要的“组织范畴”必须得到加强。

社会生活以日益清晰的“组织目标”的枢纽凝聚出全新形态,社会目标被分解为无数细小化和明晰化的“组织目标”,这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所不可回避的事实,人类开始感觉“个人-组织-社会”的三元系统活动,正如“个人”一环的变化会导致“组织”的变革,当“组织”一环发生变化时,必然也会对“人”和“社会”的环节发生作用。当“组织”的自组织特性在知识经济中地位日益上升后,从“他组织”向“自组织”的变革使得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运动“器官”发生了关键性变化。

组织的解体和变迁已经在“长尾”现象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小生产、小消费、小额交易、小众传播、小知识分子等构成一系列“小经济范畴”,成为组织的新的行动纲领,组织的进步取决于如何接近时代的前沿趋势,而“小经济范畴”正在给迟迟不作行动的作者敲响警钟,“长尾”经济正在吞噬“头部”经济,更加适合“尾部”经济的组织架构——“尾部组织”——也必然会冲击目前那些貌似强大的“头部组织”。

“二八”法则·创新构成·“长尾”理论

二八经济和长尾经济中的企业创新都被高度重视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具体的创新构成方面,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二八经济的创新以物质为依托、以控制为手段、以利益为纽带、以自我为中心、以微观为抓手、以主要策略制胜,长尾经济的创新以精神和知识为依托、以分享和激励为手段、以整体经济利益为中心、以对宏观的“社会、市场和未来”的操作为抓手、以主要战略制胜,总体而言,前者更多的立足于现在和过去,而后者则以现在和未来为基础。

“立足现在和过去的创新”与“立足现在和未来”的创新共同构成了创新的全部,两者的相对比例形成了企业的创新构成——同样作为创新系统,不同的创新构成之间存在着在创新力、创新价值和创新的可持续性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已经在二八经济和长尾经济的比较中得到了体现。

比如长尾中的消费系统在新知识机制的支持下真正主导了生产和供应,这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反映了在以“物质富足”和“精神匮乏”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背景下必须让个人首先作为消费者——其次作为生产者——独立的“站立”于经济的高端的要求,以及支持个人具备与组织对抗和分享的力量、权力、秩序的要求。

此外,以二八经济中的广告传播行为为例,数百年的资本经济发展走过了“日益富足”的轨迹,个人在物质上的主张和可支配的财富总体上在不断的上升,这构成了一种以大生产工业和寡头商业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对于“过去”的留恋、记忆的错觉,导致一味的在消费者的接触界面上“崇拜”生产者意志的传统或者说“灌输强迫症”,而事实上消费关系的主流部分正在面临客观的颠覆和改造,如果继续沉湎于广告公关策略的标新立异或陷入规模经济的骄傲之中,那只会丧失向着未来转身的机会。

就创新的本质而言,创新的目的指向未来,虽然创新行为必须联系于“过去”,但是对于“过去”的羁縻、回味、利用、借鉴必须适度和可控,真正无须控制的是对于未来的遐想,是站在现实的地上无限制的想象力,后者才是创新的源泉——我们也可以将过度执泥于“过去”的创新称之为“假创新”,而全力以赴思考未来的创新才是“真创新”。

就“真创新”而言,企业“创新”的直接目标应该是提升企业内部各项资源、活动以及结构中更加接近“正在发生的未来”的那部分构成,这是一个“比例”性的可度量的目标,实现这一数值目标既需要做“加法”——开拓创新,还需要做“减法”——抛弃过去。将企业内与创新无关或弱相关的、可有可无的部分摒弃就可以提高企业组织的创新构成,进而释放出更强大的创新潜能。

企业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在提升自身创新构成的过程中不断锻炼出更强的创新技能、习惯和更完善的创新机制,企业的创新能力——或者做“加法”“减法”的能力——是企业与“社会、市场和未来”亲密接触的关键,这从最长远和最终极保证了企业获得“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奖励和承认。做“减法”最大的价值是从主观上将企业的注意力从“过去”拉向“现实”,并促使企业面向“未来”。

当然,企业释放自身的“创新潜能”所要做的“加法”和“减法”都不是一件一劳永逸之事,创新永无止境、永不停止,比如企业资产或活动、结构中的无意义构成总会随着企业内外部的高速度变动而变化,新的做“减法”的任务会不断涌现——在长尾经济中,“加法”包括尾部经济的持续上升、传播知识寡头的成长、主流与非主流消费关系的大调整、小额交易的盛行不衰、全息渠道的膨胀、对意识和宗教的尊重等等,“减法”则包括头部经济的自我改造、对大集中和大生产的适当摈弃、对于“权力”思维的削弱、对工业化和资本化的反思、对消费误导流程的消灭、对“货架”和“流水线”的逐步淡忘等等。

企业的“创新构成”必须更加接近“未来”而逐步远离“过去”,做加法与做减法同等重要,这一创新法则在二八经济和长尾经济的背景下,虽然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但其具体意义完全一致——长尾经济中同样需要做减法,而二八经济中则更需要做加法。

“二八”法则·机会成本·“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最大的价值来自更完全信息下的有效决策竞争以及其他与经济关联性有关的创新领域,比如消费者与生产供应者、渠道与终端、知识信息与资源使用价值、非主流消费与整体经济等很多方面都在建立全新的关联,他们有的刚刚诞生,有的则出现加速和强化的特征。借用传统经济学的一种概念,长尾现象中反映出的全息经济,在“均衡”和“理性”方面出现了更加频繁和剧烈的转换的趋势,经济行为中的调整、交换和匹配、增值显得强烈多了。

全息经济就是更完全信息下的有效决策竞争,市场、企业、人才、产品和服务、信息、学科、经济活动、组织内部门、地区等相互间的内部界限同时从信息和非信息的角度打破,在不同领域间的相互沟通、交换、协同日益频繁和激烈,从而为企业的资本占用方式——或者说资产构成——的优化创造了充分性,也创造了必要性。

企业任何一项资产,甚至应该包括财务计量范围以外的资产,比如有价值的资深员工、高技能的知识型工人等等,都应该与企业的“全息目标”有关,也就是说企业的每项保有的合法性不在于是否增加支出,而在于是否会拉低企业的收益率——在全息经济中每项资产都有总体上的价值,但一旦摆错了地方,这不仅是某企业的资产闲置的问题,而更是整体的全息经济的资产闲置问题,因此全息经济中对闲置资产的盘活在整个管理活动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而且对“准闲置资产”的低效能状态的改变也显得异常紧迫,这些任务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任务压力,更是来自社会的对企业的压力,管理活动在全息经济中的社会化特征确实出现了强化。

在上述论述中,“闲置低效资产”的管理任务也可转换为“机会成本”的思维,全息经济中的“机会成本”必然得到更有力的表述和更全面的计量,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企业追赶正确趋势的进程——直接关系到创新——在“二八”现象中,“机会成本”只是企业自身的概念,这同样反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意义、社会身份、社会化的文化等方面都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当企业转而为由消费和生产双方的利益同时主导、成为面向“人”而不是利益的主体、成为真正的“社会细胞”而不仅仅是赢利细胞,“机会成本”才显示出社会性的一面。换一个角度看,社会的“机会成本”对宏观经济运行质态至关重要,在“二八”现象中,一般的企业不大可能因为宏观经济的目标而允许自身利益受损。

具体而言,全息化的“机会成本”是微观和宏观结合的范畴,从企业的角度“机会成本”代表了内部资源的优化使用,从社会的角度“机会成本”代表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机会成本”本身既是一种选择权的风险,也意味着知识和信息机制的一个特定功能,那就是从社会和宏观的角度出发,以完全信息决策来完善消费关系、价值分享和生产供应等方面的互动逻辑。我们也可以认为,全息经济就是整体的和统一的经济,通过对无处不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囊括全部经济部门领域和环节的全息关系的运作,让就更加致密、相互关联策应、形成一体、结构优化。

主流消费关系与非主流消费关系的平衡,是长尾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其上述表象之后则蕴藏更深入的全息经济的规则,那就是在“机会成本”的选择运行中塑造更完美的、以整体为重要目标的新的均衡,人的行为因为信息知识和全息机制的作用将呈现出一种新理性,长尾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觉醒——同时何尝不是“生产觉醒”——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长尾”意味着更大的机会选择成本和机会风险,在“二八”现象中“尾部”是规模经济的雷区,不规模的规模经济则无法发展——那时根本无法想象由“渠道”负担如此巨大的个性化的小额经济的聚类,因为“机会成本”的约束实在太严厉了。或许可以说,“长尾”经济就是克服传统的“机会成本”、重新树立全新的“机会成本”概念的经济,而且他属于基于小额交易“不规模的规模经济”,是纯粹的“人”的规模经济。

“机会成本”必须最能够反映“经济学”的本质,也就是经济学应该直接分析什么是人类应做的正确的事情,“是否正确”与“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都无法绝对化,正式因为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对“机会成本”的探索永不过时。

“二八”法则·知识人的价值·“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揭示出的渠道价值取决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内在需求,经济学研究人怎么样做“正确的行为”和怎么样实现“经济理性”,因此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人的价值”的科学,“以人为本”在经济学中的体现是如何最大的挖掘人的价值、满足人的需求,就具体企业而言则涉及其内外部的所有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所有的“知识人”与“知识人”的关系。

由此,经济的本相不是表面化的物资、价值、金钱财富的流动,甚至也不是信息和知识的流动,而从根本上讲唯一只是“人的关系的流动”,或者说是“知识人”之间的全息关系的总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深深隐藏于经济表象背后深处的历史将不再延续——因为长尾理论所揭示的全息经济的趋势要求,将策略与战略、生产与消费、社会与经济、使用价值与赢利、主流与非主流进行更加深入的整合和融合,经济将作为更致密的整体,与同样更致密的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大融合。

从供应角度看,企业组织内的“知识员工”在“二八”法则大行其道的传统经济中,主要起到物资和生产附庸的作用,“人”的价值被巨大的物流、资本流和技术流的规模性岁覆盖和压迫,而丧失了应该独立存在并且展示的典型的领导性,不仅无法主导自身的命运,而且无法获得有效的组织氛围来服务于包括非主流消费者在内的其他相关的外部经济人。

从消费的角度看,企业组织外的消费者、采购者在“二八”法则大行其道的传统经济中,更以混沌的、被诱导甚至欺诈的角色出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需求被遏制了,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群并没有真正的影响生产供应——相反却被后者所左右或者遗忘了。经济本应该体现社会和人生的特征,经济本就应该是丰富多彩、充满多样性和充足性的领域,但我们所看见的“二八”现象却充赤着划一的“流水线产品”,并迫使消费者为巨大的所谓“附加值”和成本畸高的大众传播行为买单,由此折射出的是“人”的价值并没有真正为传统经济所尊重——相对而言,传统经济中的胜者总因为更加尊重自身的商业利益和赢利至上的商业逻辑而成为了赢家,而且,他们确实无法在二八法则的统治下通过采取尊重个人价值和社会市场和未来的行动取胜。

在长尾经济中,同样存在着如何更好的体现“知识人”的价值、满足“知识人”的价值的问题,全息经济理论给出了一个现实的答案——人的价值只可能通过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或者通过其所发生的与其他人的关系——来予以体现,无论从经济的个体、局部的角度还是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对于全息经济关系的挖掘、外化和转换都是寻找“知识人的价值”的必由之路。

以企业组织中的“知识人”为例,知识员工所具有的是“知识资本”,他们的学识、技能、经验和社会关系、信誉、影响力都会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可量化”,变得越来越“必须量化”,假设同样资产、业务、制度、结构的企业的全体员工自上而下无遗漏地以具备同等学历、经验、资历的另一批人替换,那这一企业的价值变化是否需要进行全面的重新的评估呢?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知识经济中,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核心的认识,那就是任何真正的核心资产都是源自其内部成员,并且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依附于其内部成员的,所有文化、品牌、专利、渠道关系、员工的知识经验及其相互的了解和相互的关系积累,所有制度、传统、潜规则,甚至包括企业的历史、公司政治等等难以度量的、具有观念和主观性的、处于动态的不稳定之中的“企业”的“所有物”——更多是无形的所有物——大多因为其无形和难以量化的特点以及传统经济的条件制约,而不能“成为”企业财务表格中的“财富和资源”,对“知识资产”是不作计价的。

当企业真正认识到自身最核心的资产和价值都只和“人”有关时,那么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人”及其“知识资产”的评估、计价、分析和转换。——企业的价值由“知识资产”或“人”决定,取决于他们的结构、存量和状态,为此企业就应该以商业眼光反思“以人为本”的新价值。

“知识人”应该作为企业、社会最重要的“资产”,长尾理论以正在发生的事实支持上述观点——当无数小额交易、现代化小生产、个性消费、自由职业行为等持续增长的同时,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作为后资本主义形态——也在坚强的生长出来。

“二八”现象·自我管理·“长尾”理论

“二八”经济中的知识差异远远大于长尾经济,专家和技工、管理者与员工、客服与消费者、设计开发人员与一线制造者、行政部门与专业部门、市场部门与生产供应部门等等之间都出现无数的强硬的边界,而此“边界”的本质则属于一种知识的壁垒,这是一种反全息经济的现象。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二八”的传统经济中,假设把资本家作为对资本进行管理的专业人士,那么则可以把员工们作为对劳动进行管理的专业人士,他们各自拥有对所在领域的“知识”的“管理特长”——比如资本家擅长资本的增值,而员工则擅长争取和放大自身的劳动补偿、保持持续的劳动能力、维持个人在资本社会中的地位等等。经济现象中的不同角色的人们都具备完全不同的知识擅长和知识结构,知识的差异成为资本社会中的一大特征,并且制约了资本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过渡。

所以,从某种角度讲,长尾理论的兴起正是与全人类的知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因为人类整体知识化的进程,客观上正在——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抹平不同经济部门、不同经济角色、不同经济利益体之间的知识差异,但这只是一种“量”的意义上的差异,而不代表知识的趋同性。比如,近30年来全球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人数急剧增长,他们成长为不同经济中的知识型劳工,拿着大锹、榔头上班的人群正在持续的减少下去,这反映的正是体力劳动为机械化和电子化所替代,同时知识型劳动直接参与资本构成和管理结构的新趋势。

在“长尾”的知识经济中,一方面单一的员工具备更大的“知识量”,这决定了劳动者(知识人)参与管理、分配、监督、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增加;另一方面其企业内部知识和技能的细分和劳动者的专家化、知识分子化趋势决定了管理流程中的专业性空前提高,激励、约束、评价、监督、协同的主体、客体都会在最底层就形成一种庞大的专业结构,每个员工代表着一门学科、技术和具有个人性的经验的总和。

按照上述趋势,个人的工作都具有更大的主观性、经验性和“反流程性”,加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联络和关系形成机制的变革使不同的员工积累起各自独有的工作型关系,甚至他们与同事的协同互动方式也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情况下,谁能够更好的评价和了解他们呢?

显然,知识经济中的工作必须回避“命令”模式、回避“监督”模式,只有让具有知识的员工有效地产生工作的兴趣和责任,我们才可能找出真正有成效的管理者——知识人的“自我管理”在二十一世纪将在经济领域显示出空前的重要性。事实上,近一个世纪的管理学、经济学的发展主流就是围绕“以人为本”四个字,只不过从前是主要从主观动机角度上发掘出某种必要性,现在则因为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完善而出现了从机遇和客观条件的角度上提升所有“知识人”的经济地位的强烈要求,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们可喜的看见最主要的经济体和经济部门都沿着如何更好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人等正确的方向思考管理和经济学的出路,这已经奠定了一个美好的世纪的起点。

对知识员工而言,自己就是自己的管理者、激励者、约束者,在工作中的责任、权利甚至利益都应该来自其独立行为和内在价值,这是知识经济的第一必要;组织管理即使以分离于员工之外的立场视之,也应致力于为上述必要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度、组织、战略、文化、人力资源等管理范畴都应立足于提供某种“充分”的环境。

从本质上看,一种“自主管理”的实现,在企业和员工两个层面,都必须从必要性和充分性两个角度作好深入的理解和探索。也就是说,企业和社会完全意识到让员工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做到此点;同时,员工完全意识到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也能够完全做到此点。

将“长尾”理论和员工的自我管理联系在一起并不复杂,大生产总是与必要的层级、控制结构和监督结合在一起,而小生产则主要靠小生产者的自觉性和自我激励。“长尾”现象是一种“社会化小生产”现象,而不是依托农业和封建体系的“自然小生产”现象,后者的历史传统在300年前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冲垮,而“社会化大生产”的堤防现在正在遭遇“社会化小生产”的冲击,这是一个历史的轮回。在社会化小生产的前提下,社会与个人必须发生强烈的联系,而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完善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以上论述便是“长尾”经济诞生的秘密,同时也是自我管理的宏观的和理论的出发点。

“二八”现象·战略与精神管理·“长尾”理论

很难说长尾经济仅仅是对于物质消费的满足,相反,他更象在突出对于精神消费的满足,所有个性化的、对个人价值予以承认、对个人的广泛需求予以尊重的经济活动——特别是长尾经济的尾部活动,历史性的提升了个人在经济中的地位,而企业如何使个人地位上升——则主要围绕个人“精神管理”进行。

亚玛逊书店的长尾案例告诉人们,越是小额交易越趋于个性化的精神满足——比如区别于其他消费者的某种特立独行的消费文化,或者以消费来表达对社会的认可或反抗。而在“二八”经济中,个人主要通过组织与社会发生经济联系,同时被更多的组织蒙蔽和误导,个人只看见“物”的经济,而涉及情感、个性、艺术、音乐、信仰的精神部分全部各自在其物质载体的外壳中默默无闻的被遗忘。

在“长尾”经济的企业活动中,“精神”部分从物质海洋中被逐步发掘和再认识,被界定为管理的新“对象”、新“目标”和新“工具”,这是由企业作为个体与整体性的“社会、市场和未来”发生全息联系,并随之导致“战略”在企业行为中的重要性的提升所决定的。“战略”作为一个长远的并因为长远而更客观真实的范畴,因为知识社会的发育而彰显其“管理试金石”的价值。

一方面,企业的战略活动和战术、策略活动在目标、行为、效果方面都更紧密地拉近距离,更有效地可以被迅速检验;一方面,企业的战略活动变得无处无时不在,伴随企业的每个行动细节,从上述两个方面看,“战略”不再遥不可及并难以下手和检验,相反“战略”直接成为企业生存的根基,保证企业满足“社会、市场和未来”的需要,“战略”正在加速与“策略”的融合。

目前正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的企业外包潮流正是“精神”管理地位在上升的一个重要反映,外包的那部分业务之所以界定,就是因为其与企业精神管理的核心部分的关系和距离所决定的,比如当一些业务与企业的核心学习力、创新力、价值观、行动原则、发展方向、人力资源结构等关系不大时,即使这些业务对公司的“赢利”目标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仍然可以选择外包处理。

在传统认识中,“战略”对大公司显得重要,但在大公司内部“战略”则几乎是最高管理层的注意方向;在小公司则主要面向狭小的市场战术和策略行为。全息经济却要求在管理活动中作出关于“战略”和“精神”的联动性的改变,以使得“战略”无处不在——广泛分布于无数的大小企业、无数的战术策略之中,同时“精神”管理成为新的核心目标。

“精神管理”与“战略管理”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具有内在联系。如果说在传统的“头部”和“二八”经济中,物质经济产生着某种策略战术与战略的分离的要求,那么长尾所开启的全息经济则产生了策略战术与战略紧密融合的要求——全息经济需要最大化的激发个人的精神层面的内在力量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精神性的经济将涉及到的万千个整体一贯的人生、个性,必然要求一种随时随地的延续性,这以精神战略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战略无处不在、无处不符的要求。正如对一个“物”而言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运动起来,而对于一个特定的人而言,让他按照两种差距很大的速度奔跑则很不现实——因为精神的延续性、一贯性深刻的隐藏于人性和个性之中,即使出现了不连贯的个性或人性,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发生了精神的错乱而已。

此外,关于精神管理和战略管理的上述论述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文化战略。当企业的行动和其文化理念背离时,唯一后果将是破坏其文化理念的信用,伤害其“企业精神肌体”的同时,伤害其“战略”的持续性。企业文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精神战略”,在企业的所有细节中都必须严格的贯彻类似组织、诚信、正直、务实、刻苦、节俭等方面的要求,这必须作为一种战略确定下来并与所有战术、策略结合一体,让精神管理以“战略的面目”渗透到企业的所有方面,这正是精神管理区别于物质管理的主要方面。

(待续)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11篇•2万字)

http://shunfeng.bokee.com/6272961.html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2~17篇•0.9万字)

http://shunfeng.bokee.com/6337363.html

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8~27篇•1.7万字)

http://shunfeng.bokee.com/6362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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