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追寻德鲁克的步伐——麦克卢汉和富勒的科技观

文/顺风

本文为《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读后感。

人的最高境界是“神性”的人，这同样是无神论者的观点，“神性”只是一种高级的、终极的人性；人的普通境界也是“人性”，但属于与“神性”相对称的另外一端了。德鲁克在《荒野上的先知》一文中同时叙述了自己与麦克卢汉和富勒的人生交错，和“一切历史皆为思想史”的经典历史观一致，德鲁克显然也信奉“一切回忆皆为思想的回忆”，在他和麦克卢汉、富勒构成的回忆世界中，德鲁克试图告诉我们他对于科技、社会、文化的理解，他似乎相信“科技”是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徘徊的一种事物。他认为，在富勒的主观世界里“科技”是代表宇宙的更加接近人的“神性”一端的事物，而在麦克卢汉的主观世界里“科技”是更加接近人的“人性”一端的事物，或者就是人的延伸的器官——虽然麦克卢汉在这里所认为的“科技是人的延伸”已经让“科技”开始脱离“人性”走向“神性”。

德鲁克对麦克卢汉和富勒“把科技看作是人类和文化的课题而不是放在纯科技的领域来谈”予以肯定，但仍宣称“他们的成功正是他们的失败”，理由是：先知眼中的真理在庶民那里仍然只是“有启发的教条”，先知在庶民的眼中讽刺性的成为具有娱乐性的“祭司”。这就是德鲁克对麦克卢汉和富勒的惋惜，其中实际上也蕴藏着他对于自己的惋惜，之所以将此篇名为“荒野上的先知”，难道不是希望表达一种在尘世中踽踽独行的思索的艰难？思想者的周围多为荒漠，虽然有芸芸众生，但已不为思想者所知。

科技的“人性”或“神性”本质上都是将科技定义为具有文化性的“人的活动”，德鲁克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类的科技观基本只是一种“技术活动”，而麦克卢汉和富勒揭示出“技术活动”表象背后的“人的活动”的本质，他们成为让科技“慢慢走向前台，混在演员当中，甚至抢走了助教的光彩”的推动者，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对于科技归属于“人性”或“神性”的哪一端的分歧而已——其实德鲁克和他们完全一致的成为上述变化的推动者，只是他似乎更加信奉科技在“人性”或“神性”之间游移不定的无倾向性，科技只是“人怎么做的方式”。

富勒是德鲁克所认识的人当中拥有名誉博士学位最多的一个，“足足有35个”，他宁愿沉醉于很多看来一点没有用处的悠远而高深的设计思考，宁愿在20年中依靠他的太太做秘书支撑家庭的开支，也不愿面向具体的、商业性的任务接受有偿的思考任务，这些都是他的接近“神性”的科技观的生动证明，他乐意在虚无中寻找宇宙的秘密。

但是，富勒的“虚无的科技”只是因为他太超前，他的发明和理论成果在40年后被太空设计、太空地图绘制、体育场所和展览馆广泛采用，他的思想在同时代难以为大众理解，但是时间是他的朋友，他的“虚无的科技”会越来越发挥“神性”的力量，德鲁克称富勒“其实是个先知！”

德鲁克的科技观显然是一种泛社会和泛文化的科技观，他强调麦克卢汉最重要的看法应该不是“媒体即信息”而是“科技是人的延伸”，这才是麦克卢汉和富勒在同一篇回忆中出现的原因。德鲁克认为科技是人类进化中非有机的那一部分，这实际上符合一种“社会性科技”的观念，科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部分，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科技与包括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性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

德鲁克相信先知的力量，在潜意识中他也相信自己是先知，而先知的眼中尽是“荒漠”；德鲁克在本篇引用韦伯早期著作中的一个故事说，上帝在以色列之子未到达希望之乡前就让摩西死的原因是“正因上帝爱摩西”，他也似乎感慨自己就是摩西——转身离去即为庶民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