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国际机场信息化建设的启示(上)
虽然机场并不拥有航空业务的处理流程,但由于其为整个航空业务流程的参与各方提供场地与设施,成为重要的枢纽环节,所以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证服务质量与服务安全成为机场和众多航空业务参与者共同面对的课题。
其中一些国际大型航空枢纽开始利用整合的信息化来解决这两个瓶颈问题。据统计,近年来聘请咨询公司进行IT建设的国际中枢机场就超过10家,其中不乏像埃德蒙顿国际机场、多伦多国际机场、温哥华国际机场、圣约翰机场、布达佩斯国际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等著名空港。即使没有聘请咨询公司的,很多大型空港也开始进行信息整合方面的工作。像仁川机场,就在开始考虑制定信息技术总体规划,整合新一代的机场信息系统;而巴黎机场集团,2001年就开始研究用通用的EAI中间件整合各种应用系统的可能性,并一直在考察多种集成工具。
在众多的国际机场标杆中,法兰克福机场和曼谷新机场的信息化整合建设思路对国内影响最大。首都国际机场仿照法兰克福机场采用消息中间件对主要的应用系统(如航班信息系统)进行了高度集成;而新白云则借鉴曼谷新机场采用招标建设集成的机场运行系统,采用基于通用中间件整合的思路整合各个应用系统。
从地面信息应急到支持全面业务发展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信息化应该说是中国国内机场发展的缩影。与一般机场的业务构成相仿,首都国际机场的业务包含航空公司、航空支持服务与机场运行管理等主要相关行业经济活动,以及地面交通、因旅客产生等次要相关行业经济活动。而首都机场信息化的开始仍然是以问题管理和事件管理为开端。
1994年,当时的首都国际机场应急指挥中心和IBM公司合作建设了第一个机场地面信息系统(简称CATS-I)。由于当时信息资源的采集和使用都比较有限,因此该系统的终端用户数只有40多台联网计算机,并使用同一个广播域网段。从1997年到1999年,由于建设2号航站楼的需要,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大规模建设以主干网络为主体的机场信息系统。
在进行大规模网络建设之后,首都国际机场发现:虽然完成东扩后首都国际机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从跑道和航站楼等硬件条件都将超过国际著名的亚特兰大机场,但是首都国际机场在资本回报率、非航空性收入比例等重要指标上落后于国内外主要竞争者;而且占主要来源的主业收入受到政策的巨大影响。(飞机起降费、旅客过港费和机场建设费占当时的机场航空性收入的80%,其收入变化对机场航空性收入以至总收入影响巨大。根据在香港公布的年报显示,仅机场建设费一项收入的影响就占当年首都国际机场总收入17%,超过当时首都国际机场非航空性收入的一半。而这些当时均由国家定价,直接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
更严重的是非航空性收入的发展增长缓慢,与全球大机场相比,首都国际机场免税店虽然已经成为中国最具规模的机场免税店之一,但其收入能力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物业收入的制定模式仍具有改进余地;广告业务收入所占比例很小,必须寻求新的收入增长点;配餐业务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停车业务收入稳定,但尚有相当大的能力未能得到发掘;餐厅业务在机场隔离区内具有优势,但人员成本问题相当突出。加之,国航重组后,希望重点发展其合资的国航货运公司,对合资的首都国际机场物流中心运作暂时搁置起来,以至于首都国际机场物流服务进展不是特别顺利。
与此同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等首都国际机场的竞争对手纷纷效仿杜勒斯机场实施“中枢结构(Hub-Spoke)”战略,促进货运成倍增长,以物流拉动机场发展。一方面随着功能的转变,将以前单一功能的机场转变为“复合的中枢机场”;一方面进而利用物流业务及其他的配套设施的开发将为机场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为了扩大并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首都国际机场股份公司一方面开始对其航空主业的战略重新审视,迅速寻求新的航空公司,成为新的基地航空公司,形成与国航的竞争之势力,以期使用首都国际机场已有的设施(如配餐、地面服务/货站、公务机地面服务等),共同构建国内中枢-辐射式航线网络(
如果说前两个历史阶段首都国际机场只解决了基础的硬件问题,那么
客观的说,首都国际机场的信息化建设是严谨的、科学的。早在信息化规划咨询选型之初,就要求投标的咨询公司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至少三个成功案例,其中必须有一个为交通运输业的案例;二是列出具体参加此次项目的小组成员名单及背景材料以供选择——从咨询环节就开始严格控制风险的产生以及保障项目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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