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画看图像的知识传播作用

 回顾我国古代科技知识传播的历史，发现图像的作用不容忽视。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图像和文字之间可以互相诠释。有时，用抽象的语言无法表达清楚的内容，可通过直观的图像让读者一目了然；相应的，单纯的图像无法讲述曲折的故事或阐发精微的哲理，这时便轮到文字“大放光彩”了[1]。

   图 像 的 功 能

   　　图像包括造像和图示两类，通过物体的外貌和构造来介绍科技知识。图像还可以用于描绘技术工艺、流程等细节。避免引起称谓与实物的混淆是图像最基本的功能。

   　　造像

   　　用写实的笔墨画出物体的外貌，即为实物造像。古人用空谷传声来比喻读无图之书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鲁迅先生也说过如果有人问他“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他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2]。对图像很有研究的宋代学者郑樵说：“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3]

   　　先秦时代的名著《考工记》是一本手工艺技术汇编，介绍了车辆制造，钟、鼓、磬等乐器制造，练丝、染色和皮革加工技术，以及城市、宫殿的设计建筑等，有7100字。因文简意赅又无插图，令读者困惑。清代学者戴震悉心研究之后，画出了59幅图，编成了《考工记图》一书。然而，今见文献说：“二百多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表明戴氏之图有三分之一不合古制……”试想，戴震这样的学术泰斗尚有如此多的错误，平常人读无图之书，岂不如眇者问日一般。

   　　自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之后，宋元明清时期印刷出版了大量科技典籍，插图也多以写实为主，画风朴素、形象生动。《王斟农书》、《营造法式》、《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武经总要》等名著都因配绘了大量插图提高了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另有《救荒本草》、《增订图注本草纲要》中的本草插图，《便民图纂》中的百谷、农器图谱，《安骥集》中的马匹插图，《河工器具图说》、《三书宝鉴》和《博古图》中关于武备金银器皿的插图都是为实物造像的图谱，因刻绘精彩，为藏书家所珍爱。其中又以清代吴其浚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的插图为最佳。此书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全书共38卷，收录植物1714种，每种植物均附插图，图极精确逼真，有呼之欲出之感。德国人比施奈德所著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认为它的插图“刻绘尤极精审”，“其精确者往往可以鉴定科和目”。

   　　图示

   　　既表现物体的外部轮廓，又详细描绘出物体的内部结构，从而揭示物体构造和原理的图，称为图示或图解。

   　　宋代学者苏颂发明的“水运仪像台”和汉代张衡创制的“候风地动仪”虽然都已佚亡，但前者留下了由苏颂撰写的《新仪象法要》三卷，内附64幅插图，为这项世界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见书后称赞：“他比胡克（R.Hooke）先行了六世纪，比夫朗和费（J. Fraunhofer）先行了七世纪。”[4] 1950年代，我国科技史家王振铎就是利用这些资料，掌握了它的内部构造和工作原理，并提出完善的复原方案。候风地动仪，虽然《后汉书》中有较为详细的文字记录，但因实物和图像佚失，自18世纪后期开始，日本人服部一三、英国人米尔恩（J. Milne）、日本人荻原尊礼、我国王振铎等人研制复原，花了近100年的时间虽然做到了“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但其他效果也未能尽如人意。

   　　还有一种图示不表达事物体貌，而是抽象地反映事物间的数量变化关系（类似西方科学中的函数图像）和空间位置的变化（类似西方科学中的几何学），以及各种思维模型等。这类图示在解读科学知识时，作用特殊甚至不可或缺。如《墨经》因文字晦涩又无图示意，两千年来虽有历代学者考证研究，仍未明白其中的科学原理。直至1950年代，经过钱临照等科学家的钻研，才知道《墨经》对物理学中的时间、空间、力、运动、原子论和杠杆原理都有精彩的论述。书中还有8条讲述几何光学的语录，内容涵盖针孔成像，光的直进，光、物、影三者关系，平面镜、凹面镜成像规律。若当时配画了几幅示意图，就省得后人为它皓首穷经、精力憔悴了。

   　　叙事

   　　叙事是图像另一个主要功能，即用图来说故事。我国上古时期民众缺乏文化，统治者依赖图像直观、形象和一目了然的特点，在宫殿、寺庙、祠堂等建筑物的墙壁上绘了大幅的壁画，用来装饰墙壁、夸耀武功、表彰功臣、教化民众。墓室中也有壁画，它们大抵宣扬墓主生前显赫的生活场景。绘制壁画的做法为后来各朝代延续。我国至今还保存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壁画，其中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面积达4.5万平方米，是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到了唐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世俗画大量进入以佛教为主题的绘画中：农夫在雨中驱牛犁田，商人在途中遭遇强盗的抢劫……这些画面鲜活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为今天研究古代的经济、社会、农牧生产、民俗民风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无独有偶，魏晋和唐代时期，宫廷画家受命于皇室也创作了一些叙事性的绘画，用来宣扬儒佛思想和封建礼教，赞美奢侈豪华的宫廷生活。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绘的《女史箴图》长卷，用12段画面（现存9段摹本）来告诫妇女，德性的修养比容貌的修饰更重要。唐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叙事画长卷，通过这些绘画，其中的故事得以流传至今、广为人知。

   　　魏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放弃了世俗功利的目的，把绘画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片面追求笔墨情趣，使叙事绘画逐渐式微，文人画兴起。自宋代起，与民俗生活、科技内容相关的画面甚为少见，只有五代卫贤的《闸口盘车图卷》、宋李唐的《炙艾图》等几幅，其中以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最负盛名。

   　　保持400年强大统一的汉朝留下了数量不少的漆画、汉画砖和汉画石。它们虽然画面较小，但在叙事方面的表达并不逊色。当时流传的故事如“荆轲刺秦皇”、“二桃杀三士”以及弋射、狩猎、播种、歌舞、杂技、制盐、灭虫等生产、生活场景都成为绘画的题材，且表现得十分完美。四川成都出土的《弋射收获图》是画像砖中的代表作。上部是弋射，着意表现猎手的射姿和雁鸟的动势，下部是收割的情景，整个画面充满丰收之喜悦。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中发现600块画像砖，大多是一砖一画，其中有200幅画表现了农牧生产活动，如屯田、畜牧、放牧、耕作、播种、采桑等，使今人对魏晋期间耕—耙—磨的农耕技术有直观的认识。

   　　明清时代出版的大量纂图书籍，除了画谱、图谱等对实物进行造像之外，更多的是通过图文对照来图说当时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兵器制造等工艺和流程。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附图128幅，出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其中，他自绘版图、好友涂伯聚出资刻印的“涂刻本”流传最广。《天工开物》中有一幅南方挖煤图，稍有常识的人一见此图便知图中巨大的竹竿中间凿通用来排泄毒气，当横向打巷道挖煤时，要用木板支护上部，以防崩塌。

   图 像 的 使 用

   　　读图并非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是对图像认真仔细、不止一次的阅读，并且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思考。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以高度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珠帘十里沸笙歌”的繁华景象。在一般读者观赏画家不同凡响的写实技巧和感受热闹繁华的北宋“盛世伟观”时，科技专家却对这座横跨于汴河之上由我国古代工匠独创的拱桥赞叹不已，并体会到其中巧妙的构思和创意。首先吸引观者眼球的是那座单跨等边折线形的木构拱桥，它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桥的坡度不高，车马人轿的来来往往尚算便利。一条硕大的满篷船正在收起篷，倒下桅杆，艰难地穿越桥拱，可见桥下的净空间也能满足航行的要求。从篷船过桥的紧张状态可知，靠北岸的船为顶水行舟，故北岸沿河有一条蜿蜒的小道，几个船工背着纤绳沿着小路艰难地行走。仔细读图可以发现北桥堍下厢壁设置了一个过道，外面还有栏杆围护。原来背纤的船工可直接从这条过道过桥，不必从桥面翻越，反观南岸桥堍就没有桥下的人行通道。再仔细读图可以发现桥呈不对称，从南岸上桥，上坡长，下坡短。原来此桥6节拱骨，有一节被埋入北桥堍下，从而使拱桥两端拱趾都能落实在坚实的地基上，并降低了桥的纵坡和引道。沿着汴河向上游看去，这里正好是一段弯曲的河道。图中，汴河南岸高而陡，北岸坦而宽，这显然是因为南岸位于河湾的外侧，受水冲刷而成，而北岸在河湾内侧，由河泥淤积而致……

   　　读画中发现的困惑，可通过检索找到与图相关的文字，相互对照印证，由此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深的理解。通过对《弋射收割图》的细读，发现箭镞后缚了细长的线，线又绕成了团，放在竹架上。不知此为何物，又有何用，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在小孔上缚有一条长而细的丝绳的箭镞叫做矰缴（矰为箭头，缴为丝线），地上的竹架叫做“鏺”,这样射出去的箭头可以拽线回收。由此推断，当时一个铜箭头的价值可能比一只雁鹅、一尾鱼更贵。东汉后期，汉画砖上已看不到以“弋射”为题材的绘画。这是因为铸铁技术的普及，铁箭头不再值钱，用不到回收了。通过文字的印证，使读者对图画表达的内容有了更多的认识。

   　　当研究某个学科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时，不妨找一些与其相关的图像资料来参考。由于对研究结果早已有所期待，故面对卷帙浩繁的资料图库，常常会一眼看中，正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1937年，日本宣称唐代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已荡然无存，要看只有到日本奈良。梁思成闻言心中愤懑，他坚信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必有唐代建筑的存在。一次他在敦煌61窟的壁画“五台山图”上，见其中大佛光寺图俨然是唐代建筑。于是，梁思成夫妇寻觅相关资料，并经实地考察，最终找到这座三面环山、鲜为人知的佛光寺，并从经幅、大梁等记录的年代上确认了这座我国首次发现的唐代建筑[5]。

   　　再举一例。我国古代铜镜中，有一种称为“水银包浆”的镜子，它好像被包裹着一层水银，雪白光亮，“鬓眉微毫、可得而察”，埋于地下竟千年不锈。1980年代，上海博物馆和中科院上海材料研究所运用现代技术分析得知铜镜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薄膜，主要成分为二氧化锡，那么这层薄膜是什么材料，如何形成的呢。科研人员试了许多方法，均无功而返。恰巧同时，他们正对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磨镜图》（相传为明代画家郭诩所绘）作分析。画的右下方，一个老翁紧握着毡团，正骑在一条板凳上磨铜镜，凳边放着一个瓶罐，里面装的大概是磨镜药。于是，科研人员参考古镜薄膜的成分配制了一种磨镜药，仿效老翁用毡团沾取磨镜药摩擦复制铜镜。不一会儿，镜面居然也白亮如银，后用现代仪器检测，其效果与古镜相近。

   　　在被出版界业内人士称为“读图时代”的今天，虽然各种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出版物琳琅满目，但仔细翻阅大多是照片，或照搬已有的示图，难觅既有科学内涵又有艺术品味的原创作品。

   　　希望作者、读者和编者更多地关注图像，懂得图像是表达原创成果的一个重要手段。因图像的缘故而使相关的文字和学术内容得以广泛流传的不乏先例，历史上许多名家如房龙（W. van Loon）、洛伦茨（Ｋ. Ｌorenz）、梁思成等还亲自为自己的书稿绘制插图。相信随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图像的功能和作用有了较多的认识，学风严谨、绘制精细的原创科技图像一定会成为图书、论文和科普文章的插图主流，从而对知识传播和学术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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