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从昆明飞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芒市、思茅和临沧六地的14个航班在飞到目的地上空后，乘客被告知无法降落，航班又全部飞回昆明。事发之后，东航否认是飞行员集体“罢飞”，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飞行员集体拒绝工作的行为。

东航“罢飞”事件有两个特征值得分析:一，这些飞行员在采取行动前，未告知雇方，也就是东航；二，他们是在工作途中集体拒绝劳动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严格禁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将使雇方失去谈判条件，更何况还将乘客裹挟进来，由此给乘客造成的心理阴影难以弥补。事发后有评论认为，飞行员是将乘客“劫为人质”，这句话自有部分道理。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飞行员们之所以采取“违法”的举动来维权，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法律上，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罢}工，是一个社会中劳动者的最后一项权利，正如沉默是公民的最后一项政治权利一样。一旦工人（无论他是金领飞行员，还是一个农民工）失去{罢}工的权利，在资本面前，他们要么选择缴械，要么就要选择反抗。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无益于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今天的中国，劳资纠纷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从农民工讨薪，到飞行员罢飞，都是劳资纠纷的表现。问题是，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尚未建立起劳资纠纷畅通的解决之道。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雇方占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他掌握着劳方工资，升迁，甚至是否能够继续雇用的绝对权利，而劳方拥有的，只有“双手和人身自由”（马克思语）。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下，用“双手和人身自由”来拒绝劳动，尤其是集体拒绝劳动，就成了劳动者和雇方谈判中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筹码。正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明确保护劳动者{罢}工的权利。

再过几周，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100多年前，芝加哥的产业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的权利举行大{罢}工，并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进入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迅速退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律上开始承认工人{罢}工的权利，劳资矛盾于是开始在法律的既定框架下寻求解决路径。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对劳方{罢}工权利的确认和约束，已经成为平衡劳资双方谈判地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今天的美国，要组织一场{罢}工并不容易。美国法律规定:对于针对争取提高福利的经济{罢}工，雇方有权雇人去“永久性取代”{罢}工者的职位，而且，在整个{罢}工中，劳方不能有任何暴力行为和破坏生产工具的行为，同时，{罢}工的组织者还必须提前就行动开始和结束的期限通知雇主，一旦违法，将会受到严惩。更有趣的是，{罢}工在美国也是雇方的权利之一，在资方不同意劳方提出的条件时，有权拒绝让工人工作。资方“{罢}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锁厂，也就是关起大门不让工人上班；二是断绝资金，让工厂无法运作。正是由于这样的法律规定，当今美国大多数劳资纠纷，都是在谈判中解决的，真正由劳资纠纷演变到{罢}工的案例，越来越少。{罢}工在今天的美国，更多的是劳方在与雇方谈判时的一种威慑性力量。